王船山诗歌美学中的儒佛道三向度

船山诗歌美学以其“唯气论”哲学思想为基础,其中包含了儒佛道三向度。儒家向度方面,船山继承了儒家传统的“兴观群怨”说,并将其发展为“诗道性情”论,这是船山诗歌美学体系中的审美基础。佛家向度方面,船山将“佛家现量”说引入诗学理论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诗学现量”说,这是船山诗歌美学体系中的审美直觉。道家向度方面,船山吸收了老子的“大音希声”说,并将其进一步概括为“无字处皆其意”,这是船山诗歌美学体系中的审美境界。船山诗歌美学是我国古典诗歌美学的高峰,其中的儒佛道三向度对于当代文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牟宗三的儒佛之辨

佛之辨广泛涉及心性论、本体论、功夫论、伦理观等哲学基本问题,但受限于两教内部复杂之理论系统,遗留下“两教教间批判的不彻底”“同教教内批判的失当”“两教未能真正的会通”三方面的理论困境,这三方面的理论困境也是未能明确地建立一能代表儒佛同异的纵贯性的判定基准所致。近代,牟宗三从“体用”视角入手,在儒家,他以儒家道德性的“本心性体”为基点而建立起“实体性”“纵贯创生”的体用论;在佛家,通对“般若系”“阿赖耶缘起”“真如心缘起”“天台圆教”体用思想的诠释而建立起佛家“缘起性空”“流转还灭”的“虚紧无碍”的非体用的体用。体用论之异也成为牟宗三分判儒佛的基准性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对学术史上儒佛之辨所遗留的难题予以回应。

明代士人儒佛之辨探微

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历程:以明代开国时期文臣宋濂为代表的儒佛融合为开端,此时期的文化政策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即维护统治之必要。然明代初期士人在学问理路上大都承继朱子学,因而此时的士人大都本着维护儒家正统地位、谨守朱子学学术精神而对佛教有排斥批判之倾向。明代中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发展,使得士人阶层得以冲破传统理学禁锢而直任本心,此学问之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学向佛教禅学思想的偏斜与靠拢,因而明代中后期,居士佛教盛行,出儒入禅之士人众多,此亦为明代中后期佛教自身的更新提供了契机。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亦推动着明代儒佛学术思想的交汇融合,儒佛二者也正是在一次次地分支而又融汇中展开着自身的学脉与生命。

敦煌契约文书所见的儒佛道融合

敦煌契约文书中涉及大量的儒佛道融合内容。三教融合影响了民众的行孝方式,对于民风教化也有积极作用。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虽然一同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但敦煌民间社会的文化底色还是以儒为主,佛、道仅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而存在。三教融合不仅满足了民众的心理需求,也使三教获得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儒佛交融与朱熹心性论的形成

心性论是理学的主题。而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形成渊源则要追溯到佛教传入以后儒佛关系的演变过程,儒佛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来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正是这种中国化了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从儒佛关系的角度,分析佛教哲学在传统儒学影响下逐渐心注化的历程,以及由此产生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探讨朱嘉既吸收佛学的理论精华又超越佛学建立心胜论的理论过程。

牟子儒佛道三教圆融思想研究

牟子以其《理惑论》通过"格义"方法,创造性地将佛教理论融入中国儒道理论之中,如解释佛教与儒家所推崇的圣贤、神明是没有区别的,调和佛教与儒家仁孝、礼仪生活的矛盾,并解释夷与夏、中与非中是相对的,特别是在处理生死与灵魂的论述上十分巧妙地说明佛与儒道的基调一致;此外,还以道释佛,在对早期道教的批判中弘扬佛法。牟子为儒佛道的圆融奠定了基础,也确定了历史上三教关系的基本格局,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 ,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 ,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 ,互相交游 ,互为影响 ,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明儒三教合一之论 ,及其来自佛、道人士的回应 ,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 。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儒佛二教的交集与分歧——以朱熹对“作用见性”的理解为中心

凝集了禅宗智慧的"作用见性"命题,曾引起教内、教外人士的共同关注,到了南宋时期,儒学阵营中的代表人朱熹仍然给予了特别关注。在朱熹所涉佛教的文字中,"作用见性"四个字是极为常见的。那么,朱熹对"作用见性"究竟说了什么?说得怎么样?从他的说法中可以发现什么?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特别征引了宗密、熊十力、牟宗三等关于"作用见性"的理解,综合诸家识见,参悟儒佛义理,探寻朱子本真,明晰儒佛分合,以求获得有价值的启示。

儒佛思想对跆拳道精神影响之研究

以文献资料法和综合归纳法分析跆拳道精神所包含的儒佛哲学思想。古代花郎道为现代跆拳道的前身,主要受佛家理论思想影响,形成以"禁欲主义"和"克己思想"为主的花郎道十戒。现代跆拳道在继承古代花朗道佛家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儒家"以仁为本,体用不二"、"天人合一"及"内圣外王"的理论,形成"礼仪、廉耻、忍耐、克己、百折不屈"的跆拳道精神,目的是挖掘跆拳道古代哲学理论,为其今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儒佛互补: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的行为特征

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个性。甲申之变发生后,岭南的士子纷纷“勤王救国”。当清王朝逐一平定各南明小王朝之后,岭南士人又纷纷选择出家与“殉道”两条道路。究其内在的思想动因,除了士人受到儒家思想的全面熏陶之外,与岭南地区长期以来佛教文化的浸染及基督教文化的渗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岭南士人在特殊背景下选择出家,与传统士人“儒道互补”的双重人格有很大区别,确定地说,应当是“儒佛互补”。而“殉道”的行为,当是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契嵩“儒佛一贯”说的逻辑理路

北宋儒学发展的特点,以及儒者对佛教的抗拒,再加上佛教自身的诸多因缘,规约了明教大师契嵩所倡导的"儒佛一贯"说的内在的逻辑理路——从"义理"和"治事"两个角度圆融儒佛。契嵩的努力使历史上的"儒佛一贯"说达到了新的高度,其"儒佛一贯"说客观上缓解了当时的儒佛之争,并且对随后中国佛教乃至日本的佛教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佛因缘:宋明理学中的批判精神与排拒意识

宋明理学的崛起与来自佛老超越追求的压力始终存在着分不开、割不断的联系,但作为儒学,其与佛、老在人生价值观上的对立又使它不能不以辟佛排老标宗。这样一来,理学在吸取、借鉴其超越追求精神的同时也就不能不对佛、老二教表现出一定的排拒意识。如果说批判精神总体上体现着理学的一种超越、拓展之自我提升的指向,那么所谓排拒意识也就只能成为从儒学与佛老在价值观层面的对立到最后完全演变为理学内部"宗派意识"或"门户意识"的根源了。在理学从宋到明的发展中,随着其道统意识的不断强化,理学总体上显现出一种不断地将其对佛老的批判精神转化为理学内部之排拒意识的趋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理学自身理论规模的缩减与创造性资源的枯竭。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以辟佛排老概括宋明理学的基本精神,但却没有看到其辟佛排老中所蕴含的排拒意识,更没有看到这种排拒意识对当今学术研究与学风建设的消极影响。

道儒佛与真善美

道家主真 ,其全部文化思想是以追寻道、体悟真为最高宗旨 ,其学说更接近于哲学。儒家主善 ,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说到底是伦理学的问题 ,美与真都附丽于善 ,是善的体现。佛家主美 ,追寻的是一种纯粹、深远的理想美 ,真即是世界本身 ,善则是上升到美的境界的手段与过程。道儒佛各自体现为真善美的本质特征 ,完善或完美地支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厦。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结构的重新认识和把握 ,对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孝道之争及其意义

孝道之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之争的核心议题,其背后是文化立场之争。儒佛孝道之争既有冲突与对抗,也有调和与融汇。面对佛教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中国固有文化虽经受冲击,但并没有被异质文化所取代,而是在碰撞中融合在冲突中发展,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以人伦道德为武器对佛教伦理进行理论清算;佛教面对儒家的诘问,则调和儒佛矛盾,以期实现佛教与儒学从外在功能的互补逐步深入到内在思想的融通。该时期儒佛孝道之争,一方面,对长于经验思维而不甚重论证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有所启迪与丰富,为宋代道德哲学的本体言说作了理论准备;另一方面,也只有经历这一磨合过程,佛教才能主动调适,由一种外来的文化逐渐适应中国文化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创造、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开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儒佛道思想家的思想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三家的思想,从而表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

从《明儒学案》看黄宗羲的儒佛观及其矛盾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在康熙年间写成的一部明代心学史专著。在此专著中,黄宗羲对于明亡于心学,特别是心学与佛的牵连,尤辩之不遗余力。黄宗羲对儒佛的看法(即儒佛观)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是有矛盾的。黄宗羲的儒佛观是以儒佛有"理"无"理"作为其重要区别,这种看法是建立在佛者无"理"说这一理论基础上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遇到了难以解释的困境。

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人学”本质——《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述评

三教关系折射出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许多重大关联。《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一书抓住儒佛道三教的"人学"核心,从三教的人学教化理论、三教关系的人学融合理论、三教的完人理想、三教人学的当代意义等方面,对三教关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人学"纲领统一下三教关系史上许多疑难问题得到了恰当、合理的解释。

儒佛道交融的朱熹天理论

朱熹的天理论包括理本论、理本源论和理一分殊说等俱是其立足儒门,融会儒释道三教的产物:朱熹的理本论直承程颐,同时也汲取了佛道的本体论智慧;朱熹"理→气→万物"的宇宙论得益于《易传》、道家特别是程颐的本源论的启示;朱熹的"理一分殊"借鉴了华严学的一多关系论,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一分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