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儒交涉与晚明佛学的经世思潮

佛教性体论或心体论与程朱儒学理体论之间的相互歧异，是晚明佛教丛林力图加以辨析的重要课题。阳明学的展开和流变、儒释混融形态的形成，使晚明佛教丛林把佛教出世解脱的般若智慧心性化、内在化，并体现出把佛教修证工夫德性化的佛学倾向，表明其受到宋明儒学心性──伦理本体论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晚明丛林佛教经世取向，是晚明儒佛调和论的主要内容，也是晚明佛教复兴的重要表现，

高山之巅 深海之渊——论阳明良知说在儒佛交融史中的客观地位

有关阳明学与禅学关系的研究,历来学者往往在"是禅"、"非禅"之间,非此即彼。本文则试图跳出此巢穴,从事功与学理两个层面,来分析阳明学与禅学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交融关系,认为阳明良知说既是陆王心学发展的最高峰,也是儒佛交融史上又一巅峰,并通过与禅宗这一中印文化交融的结晶及其深远影响作比较,凸显阳明良知说在此长期交融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与意义。

“圆教”之“各美其美”:牟宗三哲学的范式转化及其开放意义

“大成圆教”是牟宗三早年形容儒家思想的术语,以其“大中至正”对佛老进行贬抑,但之后却不再使用。这种“消失的名词”反映了牟宗三理解“圆教”概念的范式转化。牟氏对圆教的掌握、吸收和消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初由佛学中来,继而融佛入儒,再跳出儒佛判分,将圆教纳入中国哲学的整体视域中。通过《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等著作,牟宗三从“玄智”“般若”凝练出“非分别说”,又从“性体”“佛性”凝练出“存有圆具”,以此两义赋予“圆教”全新的哲学架构,并最终在《中国哲学十九讲》《现象与物自身》和《圆善论》等晚期著作中将圆教模型视为一个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公共模型,用以对不同哲学流派的特色进行分析和整合,最终实现圆教“各自纯净,各自丰富,各自限制”的“各美其美”。从圆教这一概念入手,可以对牟宗三晚期哲学的开放性乃至整个现当代新儒学的理论意义有更为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