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高举复兴儒学大旗,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入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入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出世与入世:北宋契嵩“佛儒会通”的孝道思想

契嵩在北宋儒家士大夫的排佛的思想浪潮中,融合儒、佛的的孝道思想以及北宋以前的僧俗护教孝道理论,"以儒释佛","以佛摄儒",会通儒佛,提出"孝为戒端,成佛由孝"的"大孝"思想。契嵩的"大孝"理论是一种具有出世与入世的"二元性"特征的佛教孝道思想。此外,契嵩的"大孝"思想可分为"物质之孝""精神之孝""显德之孝"和"达道之纯孝"等四个层次,并鲜明地体现着"大孝"的出世与入世特征。契嵩的"大孝"思想,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以及中国孝道思想的构建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试论《沙石集》中的孔子形象

《沙石集》在吸收三圣派遣说的基础上突出孔子作为垂迹三圣之首的地位,主张日本应效仿孔子垂迹教化的成功范例以普及佛法。孝子闵子骞的故事首尾两次强调其作为孔子高足的身份,在孔子高足必是贤人的逻辑背后隐含着对孔子=贤的无条件认定,而孔子作为培育孝子贤人之师的形象也异常鲜明。在孔子劝诫鲁哀公勿忘吾身的故事之后,受中国儒佛一致、三教圆融理论的影响,孔子思想被用来与佛法要义对应,引出勿忘今生来世之身、五戒等教化。孔子已然是兼具儒、佛之说教权威,汇通儒、佛二道的神圣媒介。这不仅反映了以佛教中国化理论为范本的中世日本佛教本土化的具体发展情况,也体现了孔子以及儒家思想对于中世日本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