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牲”舆“斷殺”之間——武帝儒家禮制革牲薦蔬改革的經禮依據及其舆佛教的交織

受佛教影響,梁武帝於天監十六年革宗廟二郊農社的牲爲薦蔬。此舉能具有合理性且成爲《斷酒肉文》和僧團素食運動之前奏,是因爲梁武帝在運作機制上将其纳入“至敬無文”、“贵誠重質”的系列儒禮改革之中,在思想資源上尋得《周易》、《左傳》的支撑。“守仁不殺”、“新孝順觀”等佛教論说並未進入儒禮革牲,只有劉勰的身份瑕疵暗示了僧徒力量的存在。作爲“人王”的梁武帝有儒顯佛隱的自覺和能力,是爲其轉向“法王”之重要基石。

秩序重建视角下的北宋儒佛关系——对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个观点的补充论证

在宋初“以儒为主,佛道为辅”政策的基础上,佛教虽强调自身参与教化的正当性,但这并不构成儒、佛对秩序重建主导权的“争夺”。在儒学大兴的背景下,庆历儒者在儒学之道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的基础上,否定佛教参与教化的正当性,这是北宋儒佛“争夺”秩序重建主导权的起点。契嵩应时而起,提出儒佛一贯理论,强调“道”的开放性和“心一迹异”的方法,消解了儒学之道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并明确倡导佛教方为教化之本。后来的儒者围绕“道”的开放性和“心—迹”关系的争论显示,“秩序重建”既是北宋儒、佛关系的主题之一,也是超越儒、佛关系的时代主题。

北宋禅师契嵩“援儒入佛”与“佛教儒化”之辨正

面对“排佛而尊孔”的时代思想潮流,契嵩试图通过“援儒入佛”来调和儒佛关系的紧张、对立,进而推动宋代佛教儒化。就“援儒入佛”思想而言,契嵩从佛之出世与儒之入世的异同入手,会通二者在教化上所表现出“圣人为教不同,而同于善”的主张,圆融二者在心性上所展现的善恶问题,调和二者在伦理观上“五戒”与“五常”的激烈冲突。由此而归纳出“佛教儒化”在心性、教化、伦理上具有一致性与圆融性的特征。“援儒入佛”与“佛教儒化”虽都是契嵩佛学思想的一部分,但二者在质量变化中是有差异的。前者属于量变;后者属于质变。但契嵩最终因回应排佛、辟佛之风而走上“佛教儒化”的道路,这既是历史的选择和时代的必然,又是宋代儒佛关系的一个重要面向。

宋儒处理儒、佛关系的策略——叶适的一个检讨

今人研判宋儒对佛教的态度不外三种:一是排佛,二是吸佛,三是表面上排佛、背地里吸佛。而叶适认为,宋儒的佛教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处理佛教与儒学关系问题的策略,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望而非之""尽用其学""以其意立言"。叶适对宋儒处理儒佛关系策略的检讨不仅展示了自己思想观念的独特性、健康性和智慧性,而且为理解周孔以后的儒学纯正性、宋儒在整合儒佛关系中的作用及限度、儒学与佛教在宋代新儒学中结合的形式和程度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相契与互融:辽代佛儒关系探论——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契丹建国之初,佛、儒地位经历了由儒重佛轻到"三教并举"的转变,而佛儒之间,亦出现了两者相互援引以求各自理论上的丰富与发展,于是,在佛、儒相契与互融的关系背景下,一些人既崇儒亦信佛,仁孝与慈悲相容于一身,人格塑造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

古代儒者的“反佛＂与“亲佛＂纠结以李觏为例

"以儒治世、以佛治心"是部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这种文化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儒家思想立足于"礼法纲常",其应对的是世俗世界的等级秩序与相互关系,而佛教思想则立足于"缘起性空"之说,其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的最终解脱。因此,儒佛的不同向度与不同关切在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中表现为既融合又斗争的微妙关系。通过对宋儒李觏的"反佛"与"亲佛"纠结的个案分析,不仅可以展现古代儒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内在冲突,同时也可以此来观察作为古代儒者"精神妻妾"的儒佛二教的对立与融合关系。可以说,古代儒者展现的儒佛纠结关系,在一定意义上颇似于中国古代家庭的"妻妾模型"。

儒佛关系及其对现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佛学作为一种异域文化，自传入之日始，即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挑战。将儒、佛两学挑战、应战的关系，置于社会历史的座标之上，才能理清其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佛学在永嘉之乱后，以填补儒学空白、迎合玄学思潮的形式，在传统文化中赢得了与儒、道鼎立的地位。儒家坚持排佛，促使佛学完成了其向儒、道靠近的中国化历程。宋儒调整了儒佛的关系，以“修本”为宗旨，批判继承传统儒学，并融汇佛道两学，建构起天道性命合一的本体论理学体系，终于在学理上超越于佛道之上，完成了儒佛在社会角色、社会功用上的定位。儒佛关系的现代启示在于：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必须先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然后才能达成主客融为新体、中西尽为我用的创造性转化。

儒佛关系与佛教孝道思想中国化进程

佛教孝道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大致经历了"在家与出家之别"、"孝贯儒释"、"孝心即是佛心"这几大阶段。在此过程中,佛教伦理的宗教内涵逐渐淡化,世俗内涵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当代佛教伦理只有与目前的世俗生活相结合,才可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智儒佛关系思想辨析

儒佛关系历来是探索佛教中国化问题中的热点。在充分剖析魏晋南北朝儒佛关系论利弊得失的前提下,以实相为视域,详细地分析了智儒佛关系论的殊胜之处,认为智从实相层面破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融合儒佛关系基石的形神依据,使儒佛关系从外在比附所寻得的雷同升华至内在义理的契合,从而为儒佛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批判与融合:儒佛关系视域中的佛教朱子学论略

作为儒佛道三教融合在宋以后的突出代表,朱子学说中既有与佛学相一致的思想成分,因着朱熹个人强烈的辟佛立场,二者也有思想上相冲突的因素。正是这种冲突的因素构成了宋以后禅宗高僧批判朱子学的关键性条件,也是佛教朱子学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禅门高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朱子的门户意识、佛学素养、儒佛之异这些有碍双方融合的思想立场方面。对于佛教而言,批判不是目的,批判是为了厘清认知、消除偏见,进而为儒佛的全面融合扫除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这种以批判求融合的方式对于形成佛禅自身的儒学观或者说朱子学立场而言,具有鲜明的佛教思想特色,对于建构佛教朱子学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简析近代儒门“三圣”与佛学思想的互动影响

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的'三圣',佛学在他们各自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三人的思想对近代佛学的发展变革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梁漱溟认为佛学理论虽好,但为贵族式的出世主义,不适合当今社会,故出佛入儒,这直接刺激了太虚、印顺提出'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来回应梁漱溟对佛教提出的理论质疑。熊十力《新唯识论》反对个体轮回,提出众生同源说,引发与支那内学院的大辩论;吕澂用'性觉'与'性寂'来总结这场辩论;印顺认为熊十力近于'真常唯心系'。可以说,近代佛教界在以熊十力为对手进行论战时,对中印佛学思想的特点进行了系统总结与理论升华。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熊十力两人的思想转变,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马一浮的影响,马一浮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体会,儒佛汇通最为圆融,与传统佛教界关系最为密切,对今后儒佛关系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佛关系与佛教孝道思想的中国化进程

佛教孝道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大致经历了"在家与出家之别"、"孝贯儒释"、"孝心即是佛心"这几大阶段。在此过程中,佛教伦理的宗教内涵逐渐淡化,世俗内涵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当代佛教伦理只有与目前的世俗生活相结合,才可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辟其道而敬其人”:曹端处理儒佛关系的新方法

明代,由于政府三教并用政策的确立和实施以及唐宋以来三教合流趋势的惯性展开,儒释之辨的激烈程度较唐宋有所缓和。明初大儒曹端（1376-1434）对佛教持猛烈批评态度,延续了前朝儒士排佛的风格,所不同的是,曹端在辟佛之时却坚守＂敬其人＂,

《牟子理惑论》中的儒佛关系刍议

《牟子理惑论》的真伪虽有争议，但就其中所反映的儒佛关系而言，表现出了“以儒解佛”的格义方法、“援儒对儒”的论辩策略和“易儒以佛”的价值立场等特点，在内容上涵盖了儒佛关系中的若干根本问题，其作为早期居士佛教文献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和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可忽视，

宋儒认知和处理佛教及佛、儒关系之情状——朱熹的检讨和超越

从"对杂于佛教情形之分辨"、"对理解佛教情状之完善"、"对争辩佛、儒异同观点之总结"、"对宋儒取胜佛教策略的提升"4个方面,展示了朱熹对宋儒关于佛教、佛教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检讨之情形;认为朱熹在这些方面既有所继承,亦有所超越。

儒佛交融与朱熹心性论的形成

心性论是理学的主题。而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形成渊源则要追溯到佛教传入以后儒佛关系的演变过程,儒佛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来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正是这种中国化了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从儒佛关系的角度,分析佛教哲学在传统儒学影响下逐渐心注化的历程,以及由此产生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探讨朱嘉既吸收佛学的理论精华又超越佛学建立心胜论的理论过程。

儒佛会通:晚明“居士佛教”与“阳明后学”

自明代中叶以来,基于"良知自见"的阳明心学开始对程朱理学发起反动,加上明末时期盛行的"儒佛调和论"思潮,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晚明"居士佛教"的蓬勃发展,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晚明"居士佛教"的繁荣兴盛,同时也直接反馈明末的社会思潮。明末"三教合流"的思潮兴起,不仅为晚明"居士佛教"的成长提供了宽广的社会背景,而且明末居士"出儒入佛""引佛入儒"的思想立场,亦与晚明丛林"援佛解儒""儒佛俱显"的圆融旨趣相互呼应,共同成为晚明思潮的主要力量。而晚明"居士佛教"对阳明心学及其流变的检讨反思,同时也影响晚明时期"道德经世"的思潮转向,并使儒家从"崇经明圣"转归为对"儒学本旨"的追寻与探究。

入华佛教对应儒佛关系的三个典型

佛教来到中国,必不可免地要部分改变自身的形态,以求发展。佛教中国化,其关键之一,即是如何处理与儒家意识形态的关系。本文选择了《牟子理惑论》、庐山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和禅宗三个典型,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佛教回应时代、处理同儒佛关系的三种不同模式。

论契嵩儒佛圆融的三个层次

在中国佛教史上,契嵩向来以倡导儒佛一贯著称,面对当时中国本土文化对佛教的抵制,契嵩作《原教》《孝论》等,表明儒佛并没有非此即彼的本质矛盾,在"道"的层面上是一贯的。契嵩对儒佛一贯的理解主要是从三个层次展开的:首先,儒佛都是趋向于伦理意义的"善",教人为善既是伦理目标,也是伦理结果;更进一步,契嵩将儒佛导人向善的思想基础安立在"心"上,通过援引宗密四种心并进一步发挥,使得佛教各宗乃至儒道外教都作为"心"的呈现形式而达到一致;最后,从心开出"至""如"与"变""识"两个方面,前者不动而为本,后者无不动而成变,与儒学的"性""情"范畴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契嵩看来,儒学所提倡的亲亲等伦理追求是可以通过"情"教来实现的,而为圣的"性"是高于"情"的,"性"是为贤、正、圣甚至大圣人的,也就意味着,在契嵩那里,儒佛沟通仍旧是以佛教为本位的。

《聾瞽指歸》與《三教指歸》新考——兼論空海的儒佛道三教觀

生活于平安朝的空海是日本歷史上最富有創造性貢獻的佛教高僧之一,也是日本歷史上最早關注儒佛道三教關係的學者。空海的《聾瞽指歸》(後稱《三教指歸》)是他來華之前,為明學佛之志而作,也是日本第一部三教論衡著作.本文通過比較《聾瞽指歸》與《三教指歸》的關係,來探討空海對儒佛道三教的認識,以期從一個側面展現平安朝日本人是如何通過閱讀、詮釋漢籍而有選擇地接納并受容中國文化,促進佛教在日本傳播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