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弘儒化蜀

文翁是西汉第一循吏,也是中国官学鼻祖。他在蜀郡太守任上,为福泽蜀地百姓,坚持以“一年而业,两年而儒,五年大成,家诗户书”①为愿景,励精图治,开拓创新,弘儒化蜀,使蜀郡人才辈出,比肩齐鲁,特别是他创办的文学精舍,即现在的成都石室中学,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由此,文翁与诸葛亮、张咏、赵抃并称为四大治蜀名臣。

北宋禅师契嵩“援儒入佛”与“佛教儒化”之辨正

面对“排佛而尊孔”的时代思想潮流,契嵩试图通过“援儒入佛”来调和儒佛关系的紧张、对立,进而推动宋代佛教儒化。就“援儒入佛”思想而言,契嵩从佛之出世与儒之入世的异同入手,会通二者在教化上所表现出“圣人为教不同,而同于善”的主张,圆融二者在心性上所展现的善恶问题,调和二者在伦理观上“五戒”与“五常”的激烈冲突。由此而归纳出“佛教儒化”在心性、教化、伦理上具有一致性与圆融性的特征。“援儒入佛”与“佛教儒化”虽都是契嵩佛学思想的一部分,但二者在质量变化中是有差异的。前者属于量变;后者属于质变。但契嵩最终因回应排佛、辟佛之风而走上“佛教儒化”的道路,这既是历史的选择和时代的必然,又是宋代儒佛关系的一个重要面向。

明清耶稣会传教士的“儒化”--以利玛窦儒学观的形成为例

以耶稣会传教士的“儒化”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清代耶稣会传教士“儒化”的原因,以及其在“儒化”基础上采取的上层策略。然后通过阐释代表性人物利玛窦的儒学观的形成及内涵,揭示了宋明理学思想基础上的耶稣会“儒化”思想路线的实质。

以儒为帅:淮南节帅所见唐廷实施儒臣化策略与政局互动

安史乱后,武人担任藩镇节帅成为基本模式。但以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为依据,经过对所有藩镇节帅文武身份统计后,发现“顺地”藩镇,尤其是淮南藩镇,呈现出大量文官担任地方节帅的现象,彰显节帅儒臣化特征。肃宗即位后,有意打破武人为节帅的传统,以其信臣高适出任淮南节帅,并提升淮南镇的规格,意在通过文官任帅的方式收拢地方权力,防止地方割据,以确保江淮赋税的供给。肃宗朝创建的儒帅策略被后世赓续,并在宪宗朝达到顶峰,成为宪宗于武力之外经略藩镇、实现元和中兴的另一种手段。然而,经过黄巢起义的猛烈冲击,此策略被迫废除,全国藩镇重被武人掌控,历史潮流开始走向唐末五代武人割据地方、主导政局动向的时代。

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

2005年9月,“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召开。知名学者方克立先生因故未能出席,但他在给会议的贺信中提出了研究现代新儒学第四阶段———“大陆新儒学”的新课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反响。本刊特邀方先生在武汉会议贺信的基础上撰成此文(原为给我校文化研究所两位教授的一封信),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高度,对甲申之年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思潮抬头的现象进行评析,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做进一步的讨论。

竹林寺传说的演变——文言小说史中佛教传说的儒道化现象研究

源于佛教的竹林寺传说,分为访圣与海岛圣寺两种类型,其出色的艺术成就与良好的宣教效果,使其于文言小说史中辗转流变而蔚为大观。原本佛家以海岛圣寺的传说来神化疯僧形象,后此情节被借用来神化世俗中的权贵人物;再进一步发展到以道教的蓬莱仙境替代佛教的竹林寺,以谪仙之说来神化帝王将相;后世儒生们亦仿竹林寺创造了经香阁、文明殿,用以神化孔孟,排击异已。而竹林寺传说的演变史,也折射出文言小说情节模式的演变规律。

儒化教育的“层次效应”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反思传统文化,人们不禁要问:出自孔孟之手的儒家经典是如何变成传统中国的正宗思想的?或曰,文化素质不高,多为文盲的一般民众,为什么能接受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事实,并自觉地按照儒家思想的理想模式塑造自我?有文的在朝文化是如何影响、熏陶无文的在野之人的?本文认为其中的奥秘在于:其一,儒家思想以解决世俗日用为其核心内容。

牢固树立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权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泛化”、“淡化”、“儒化”的思考

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和巩固中,存在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泛化"、"淡化"、"儒化"等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和思潮。它们的存在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对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要积极地应对这些挑战,做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就必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威。

契丹承天太后的儒化战略

由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交流融合而培育出来的一代女杰承天太后 ,积极实施汉化政策。她没有停留在建章立制的层面上 ,而是着眼于推进契丹社会封建化的长远战略。这一战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圣宗皇帝的儒化教育 ,二是对官僚队伍的儒化建设。

试探王岱舆对穆斯林妇女观的儒化建构

以往学术界,特别是回族学界对王岱舆的宇宙发生论、认主学等问题探讨较多,但较少对于其关于妇女的伦理思想加以讨论。本文拟在前人己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王岱舆的妇女伦理思想进行初步的考察分析,以展现其所建构的伊斯兰教妇女伦理体系,以及说明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本文主要涉及儒家伦理学说)中女性观的横向联系,在此基础上,来阐释伊斯兰教的女性观。

西南的儒化与教育发展——以文庙为线索

文庙是儒家文化的物质空间载体、制度载体与精神载体。它不仅仅与当地的教育事业息息相关,也体现了中央王朝通过儒学教化人民的治理术。近年来,文庙学研究逐渐兴起,但现有研究中对西南地区的文庙涉及较少,且多集中于梳理文庙的历史或讨论其文化功能。要将文庙置于具体的区域史与社会史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庙的线索功能。西南地区的文庙串联起了三个重要面向:中央对边疆的治理,儒学在西南的传播以及当地移民(包括科举移民)的变迁与发展。三个面向存在内在联系,两两之间不断互动、相互促进。而这些互动过程都是围绕着集治边、教化、教育为一体的文庙发生的。

诸葛亮形象的伟化与儒化

三国以降,在历代统治者的倡导下,士大夫阶层与文人墨客不断对诸葛亮形象进行着包装。通过讴歌诸葛亮其人其事、美化其政治素养与伦理道德、重塑完美的仁义新造型、不断追封加冕各种称号等多种方式,最终将诸葛亮改造成儒家圣贤中的极品代言人。诸葛亮形象被伟化、儒化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与历代重视的"宗本之心"密不可分。

“儒化”与民族化:近代政党中国化的路径考察

儒学传统并不存在现代政党的生长基因,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现代性政党因素的正常发生。近代中国政党主要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外源特质。政党文化移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政党的中国化问题。中国国民党极力提升儒家在中国国族建构中的标识意义,进行了"儒化"尝试,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则着重从中国国情的现实要求和近代政党的客观使命出发,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国族主体地位,走出了民族化的道路,开辟了政党中国化的现实路径。国共两党的发展历史证明,"儒化"并不是解决政党中国化问题的良方,只有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实践,依托民族实体,挖掘民众潜力,解决现实问题,才能建构起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楚化与儒化:阐释汉代文学思想的一个框架

在中国文化史上,汉代因为是所谓的儒家"定于一尊"的时代而备受近现代的各种误解与误判,这种误解误判直到现在学界也很流行,这一情况决定了重新诠释汉代文学思想各个层面的必要性。前提是重建文学思想存在的历史语境,并对其各组成部分有符合历史实际的定位与评价。楚化与儒化就是一个更接近历史实际的汉代语境,厘清对两个语境的误判,能对汉代文学思想的状态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论岭南的汉化和儒化历程

岭南先秦时期还是蛮荒之地 ,秦朝统一岭南后 ,随着先进的中原文化的带入 ,岭南文化开始走向汉化。随着“独尊儒术”政策在汉帝国的普遍推行 ,岭南又进入儒化的时代。岭南的儒化过程 ,实质上是汉代经学在岭南的普及和消化的过程 。

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宗族制的儒化

改土归流前土家族宗族制出现并有所发展,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宗族制逐渐走向成熟、完备。土家族宗族制彻底完成儒化的过程,突出表现在土家族族谱修撰的规范化、祠堂建设的规模化、族规内容的儒家化。

罗卜藏丹津事件始末: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博弈及地方社会儒法化

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历史上"社会"与"国家"之间权利博弈的典型,《善后事宜》的实施,不仅导致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式从"弱控制—利用"转化为"强控制—渗透"关系,也为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模式建立,及整个青海社会的国家化、封建化、儒法化奠定了基础。

以儒化术:程朱学派视域下的术数——以程朱、蔡元定为中心

儒学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而术数被划为大众文化的小传统,历来被严重低估。宋代是高扬儒学主旋律的时期,以二程、朱熹和蔡元定为代表的程朱学派,有鉴于当时社会术数大行其道的境况,他们对术数不仅没有加以排斥,而且上承孔子＂以儒化术＂的方法,假借术数之躯壳,而注入儒学之精义,创造性地实现了用儒学改造术数的目的。

浔商儒化的商业人文精神之形成及影响

晚清民国时期浔商身上儒化的商业人文精神,是"南浔现象"的重要内涵之一,它与明清以来的儒学文化存在着内在的转换继承关系。仔细分析其社会历史意义,不排除其蕴含着近代化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