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传奇评点中的儒士文化批评

晚清传奇已步入传奇创作的尾声阶段,这一时期传奇的创作和评点显现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以儒士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占据了传奇创作的一席之地。本文以晚清传奇为切入点,从披露儒士的悲惨生活、揭发官场科举的黑暗腐败、探索儒士救国的实际意义等方面观照晚清儒士在社会变局下的真实想法,还原晚清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景。

儒士悲歌:唐衢生平事迹考索

唐衢为中晚唐时期著名儒士,因善哭多见于传世文献记载。后世士大夫每有仕途不得意,哀叹世风浇薄时,多引以为同调。由于史传文献记载的零散,迄今学界尚无专文予以讨论。本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勾稽史料,试图对唐衢的生卒年、交游、诗文以及善哭的社会原因做一初步的探讨。据笔者考得:唐衢生年大体在唐肃宗上元元年(760)至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之间,卒年最晚应在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同其交游者有白居易、裴度、韩愈等人。唐衢哭世事,集中体现了封建专制统治下士人对纷乱世局的苦闷、无奈之普遍心态,这对丰富和了解唐代中晚期士人的思想状况以及社会现实具有典型的意义。

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看西洋儒士笔下的中国哲学

自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所谓“轴心时代”以来,中国有儒士,而西欧有哲学家。由于分处欧亚大陆之“远东”与“泰西”两端,相隔数万里之遥,文化传统各成系统,思想层面上罕有直接交流。直到大航海时代到来后,中西思想方才有真正直接的相遇与对话,其中明清之际的来华耶稣会士无疑是先驱者。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人面对的是一个与其自身传统完全不一样的高度文明,欧洲开始慢慢发现它不是世界的中心,而耶稣会开始采取“文化适应”传教策略。

儒士儒服

庄子师从道家。有一次鲁哀公嘲讽他说:“鲁国多的是儒士,实在是很难找到先生的门徒。”庄子听后淡然地说,“大王错了,实际上,鲁国的儒士很少。”鲁哀公哈哈笑说:“先生难道没看到我国上下都是穿儒服的,你怎么能说少呢?”庄子回答道:“儒士戴环冠,就知天时;穿句屦,就知地形;衣带上挂个玉馁,就善于机断。可是,君子明白这些道理,并不就一定要穿这样的衣服。反过来,穿这种衣服的人,未必就懂得这些道理。”

儒士与儒教士:文化身份与精神类型的探究

对于"原儒"工作,"文化身份"与"精神类型"的研究具有新的意义。"儒"经历改造,至孔子遂有"儒士"的诞生。"儒士"为"志于道"的"传道者"。汉以后的"儒教士"乃"儒教"的文化担纲者,是自觉地为大一统国家进行神义论和道义论证明并致力于政教实践的新型儒者,与"儒士"存在着身份和精神类型的差异。"儒教士"的精神类型,体现为"神义性"的天命信仰与"道义性"的圣教观念的结合,并在不同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加以调适。"儒"之历史性与差异性的问题是西方学界近期研究的热点,笔者做出了批评性的回应,并对"儒"之身份的区分及其译名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儒士佛教观:佛、儒关系研究的新向度

儒、佛、道三教关系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重大课题,然而也是一项聚讼不已的课题。就目前的现状看,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就文献、方法,还是就角度、深度等方面评估,都似乎有些老态龙钟、停滞不前。为此,本刊约请了几位在“三教”关系方面素有研究的年轻学者撰写了一组文章,希望能使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研究“柳暗花明又一春”。

道势之争:明初儒士与皇权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

皇权之于儒士的态度,明初有着从礼遇到打压的演变轨迹。《孟子节文》是皇权从打击儒士的具体行为到悍然入侵儒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显示了皇权不惜与儒学断然决裂的情绪。儒士"从道不从君"的话语定位及其实际抗争活动,对"势"的反击作用微乎其微,道统不得不屈服于政统,"道"为"势"曲。儒士与皇权政治文化方面的交织关系,透视出儒学工具化的内在本质。

辽朝汉族儒士群体的形成及历史地位辨析

在辽代,汉族儒家知识分子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中许多人被容纳在政权里,对辽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作者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辽代汉族儒士群体形成及发展的过程,并着重对汉族儒士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汉族儒士或被俘,或被招降而来到夷狄之地,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中大多数人无法返回家乡,不得不对少数民族政权表示服从、就范乃至结合。从中华一体的角度看,汉族儒士对辽朝的承认和适应也并非是消极的,他们对游牧民族契丹的经济发展、生产更新和文化进步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辽朝社会改革的许多方面是通过汉族儒士实现的。

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与价值取向探析

先秦至秦汉是我国历史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初儒士承先秦遗风 ,积极投身于汉初军功集团的政治活动之中 ,努力用世、进取有为、直道而行、实现理想、改造汉政、变异儒学、复兴儒学。

儒士与侠气

秦汉以来,儒士逐渐成为"士"之主流,由于稳固的帝制与儒家思想的结合,部分儒士偏离了先秦的儒家精神,其思想与行为发生了种种变化:法家化,庄禅化,杨朱化,学者化。而秦汉以来受到多种压抑的侠士,逐渐边缘化,但是,"侠气"——一种精神气概、一种人格特质,却在社会中弥散存在,并且与儒士的思想与行为纠缠,一些儒士成为"侠气儒"。这种"侠气"养护了先秦儒家思想一些可贵的因素,而且,两宋以来,"侠气"却吊诡式的可以成为"君子"的构成性质之一。特定层面的儒侠互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重要意义。

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论儒士政治角色的自我体认

"依附型合作"是笔者借鉴政治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而构建的一个概念,它为我们分析儒士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角色与政治功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古代中国,儒士自始至终对王权的合法性、神圣性高度认同,但与之同时,儒家又认为自己是王权政治良性运作的支撑力量,是王道政治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是专制王权当然的合作者。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者是儒者对自身政治角色的基本定位。

宋初儒士张扬个性对时代文风的影响

宋初文风发展几经周折,它的演变固然与当朝政治、文学本身的发展有关,同时也与当朝儒士的个性紧密关联。宋初儒士张扬自信、有胆有识、刚勇有为的理想个性赋予作家责任与担当,用敢作敢为的血性磨砺了批判的刀锋,成为宋初文风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因而宋初儒士对时风的批判是有力有效的。而宋初部分儒士偏激狂妄的个性在有助于彻底一击时风的同时,又将文风引向艰涩或狂怪,使宋初文风呈现曲折变易的发展轨迹。

认知与误读——宋代儒士佛教思想论略

至有宋一代,佛教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儒士对佛教常识、佛教教义都有较深入的认知与把握,但也存在大面积的误读;宋代儒士一方面主观地批佛、排佛,另一方面却客观地成就了“批判的佛教”。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不仅有助于弄清宋代新儒学与佛教之关系,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宋代学术之分野,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教中国化的理解。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元初北方儒士历史价值新论——从儒士在元初征战中的作用谈起

在蒙古贵族南下过程中,忽必烈周围的北方儒士在襄赞军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全局性的战略决策和局部性的战术问题,积极主动地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为忽必烈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们在局部的军事斗争中运筹帷幄,临机决断,克敌制胜,享有“名将”之誉;他们不仅提出了建立战略基地的建议,而且保证了军需物资的供应;他们随军出征,拯救民命,搜求儒士,为保护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对忽必烈登上汗位、赢得战争的胜利乃至实现全国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儒士在军事斗争中价值的认识,是忽必烈擢用儒士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蒙古国时期的诸王与儒士

大蒙古国时期 (1 2 0 6～ 1 2 71年 ) ,一些蒙古诸王出于统治的需要 ,任用儒士为他们服务。诸王身边有从事文职的汉人必赤、投下官员 ,他们还有意识地征召名士谘访治道 ,召用儒士充当家庭教师教育子弟。儒士与蒙古诸王的接触 ,对蒙古统治阶层了解中原文物制度、改变他们的观念 。

论庾信入北儒士情愫的复归

庾信萧梁时期纯文人气质彰显,入北以后儒士情愫复归,由纯文人气质向儒文兼备的气质转化。其表现为:家国败亡的沧桑巨变激发他对历史和现实作出深刻的反思,唤起他作为儒士的强烈的功业意识,也促使其对儒家伦理的回归。入北以后庾信固有的文人气质又影响北方本土士人价值取向由重儒向慕文转变。庾信和北方本土士人气质呈反向改变而共同趋向于儒文兼备,成为南北融合的表现与成果。

多元互动:宋代儒士与术士的交际活动

宋代儒士既包含在朝为官的士大夫,也有尚在科举中未取得功名的士子,他们都有共同的儒家理想的价值信仰。宋代士大夫与术士的交际,有着强烈的政治因素。这种政治的诉求是双向,既有士大夫求助于术士的卜算,也有术士主动攀附于士大夫。而术士向宋代士大夫索求诗文却多出于谋利生财,虽然有些也是出于术士卜算的应验,但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术士寓儒于卜的诗文教化。这促使了"术儒"群体的出现,其具有"亦儒亦术"的双重特征。从表面上来看,宋代科举士子与术士之间的交际目的较为单一,士子无非是为了卜问功名前程,而术士则为谋利生财。正是由于"术儒"主要来源于落第科举士子,而宋代士大夫又对"术儒"的产生,又有着"以儒化术"的改造作用。这就使宋代士大夫、科举士子与术士有了相互关联,而呈现出一种"多元互动"的交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