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我们习惯于把儒学制度化理论归功于董仲舒,而往往忽视陆贾的作用。陆贾在其《新语》中对儒学与王权结盟的方式——儒学制度化,儒学制度化的三种具体形式——儒学法律化、儒学礼仪化、儒学习俗化,儒学如何制度化——改造儒学、寻求王权支持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董仲舒正是沿着陆贾的路子使得儒学制度化,故陆贾其书《新语》实则是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儒学制度化的内在机理及其历史评价

儒学制度化是中国历史上理论与政治权力互动的产物。它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情结 ,是古代士人和封建帝王在文化选择上的契合。它所促成的儒学主流地位客观上造就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广大 。

制度儒学中的孝治思想

制度儒学将政治和教化融合为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孝不仅构成道德伦理的根基,更发挥着协调群体关系、维护政治稳定和权力制衡等积极作用。制度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起点在于孝道。由孝上升到孝治,是制度儒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为儒学在现代社会中遭遇冷漠的态度埋下了伏笔。

制度儒学中的圣人正义论

制度儒学以圣人正义论作为处理民众、君主与天命之间关系的准则,认为民众是王道政治的现实基础,民众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秩序,君主是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加强君主的权威以保障整体的稳定与和谐。制度儒学中的天命观念不同于墨家的天志学说,尤其对后者忽视群体生活中的个性差异的价值取向持否定态度。毕竟儒家理想中的圣人能够揭示天命变化的规律,为公众选择和公共利益提供合法性论证,进而确保社会共同体的繁荣。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评干春松的“制度儒学”

激进主义思潮的冲击与现代新儒家之偏误,共同促进了"制度儒学"的形成。基于现代儒学研究之缺失,干春松主张以儒家思想与社会制度相结合的方式重新审视儒学的本来面目和未来的发展空间,并对制度化儒学的基本形态、解体因缘及近代重建作了周详深湛的剖析。"制度儒学"是近年来"儒学复兴运动"之一种,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学研究路向的新展开。不过,总的看来,"制度儒学"学理上不够圆通,理论构建的意义也不大。

晚清变局与制度化儒学的解体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中国长期闭锁的门户被打开,传统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系统均遭遇空前未有的冲击。面对亘古未有之变局,晚清统治者试图求变趋新以经世。但意想不到的是,儒家和君主政治都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自我调适好就已经被全国上下的改良和革命的浪潮推倒了。在此过程中,历史上的儒教与传统君主政治的制度化关联的各个环节的链条也被一一打断和击碎,制度化儒学最终走向了解体。

“重建”还是“重回”——评干春松的制度儒学

本文从干春松制度儒学的建构分析出发,认为干春松在对制度化儒学做一历时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重建王道",是一种儒家"普遍主义",有着明显的现代政治意识,但这种"普遍主义"的优先向不能保障,且缺乏明确的"王道"建构,只是一种"重回"。

被忽视的司马光儒学——基于司马光的人性论和制度儒学的分析

司马光强调经世致用之学,积极探究过往历史和所处时代存在的问题并归纳总结规律,他重视的不仅是理论构建,更重要的是将理论付诸实际行动。因这一坚持,司马光以务实的精神把人性论纳入"用"的层面,提出"性善恶混"和"情道一体",并以此为根据和出发点,用以礼治国、以德取才和赏罚分明之路径达到"长其善而去其恶"的目的。就对权力的制约层面而言,司马光儒学与理学的为学取向不同,理学家重执政者的心性修养和道德觉悟,希望从内的方面约束执政者的动机心意;司马光以史为鉴,强调"以礼治国",欲求通过制度设计来为权力提供规范和划定边界,他是制度儒学的先驱。

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伦理研究初步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伦理有着自身独有的特质,它是一种以礼法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家族本位的政治制度伦理,科举制度和礼法制度是其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通过这种伦理的所谓的道德合理性,来证明和维护了超长时间的、稳固的延续与发展。

儒学复兴运动之省察

近年来,儒学复兴思潮在中国大陆的泛起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与现代新儒学不同,当前的儒学复兴不是一家独大,而是众说纷呈、多元并存。基于现代新儒家之困境与传统文化研究思潮的勃兴,人们为儒学的未来前景提出一系列独到见解,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蒋庆的"政治儒学"、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与干春松的"制度儒学"。总的来说,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均有现实可行性,但它们标志着儒学研究路向的新展开。

从“断裂说”与“游魂说”看观念儒学的存续

列文森的“断裂说”与余英时的“游魂说”,虽对儒学命运的判定有所不同,但皆以政教制度为儒学的依托,并以传统政教制度的解体为儒学“走入历史”的标志。这显然不符合当下儒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但“断裂说”与“游魂说”,为我们区分作为思想观念的儒学与作为政教制度之基础的儒学,提供了一套判别标准。儒学的产生并不以政教制度为必要前提,某种政教制度的瓦解也不代表儒学的消亡。作为政教制度之基础的儒学在辛亥革命前后已经解体,作为生活经验与价值观念的儒学则一直存续。观念儒学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既不拘泥于儒家的心性论述,也不依附于特定的政教体制与社会结构。其作为现代中国的构成要素,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中,也必然会对现代中国政制建构产生影响。

人物·文献·制度——地域儒学研究路径及其传承机制

人物、文献、制度三个层面既是主流儒学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同时也是构成地域儒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地域儒学传承正是此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某一地域历史上各个阶段儒学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只要三个层面其中之一存在,该地该历史时期的儒学传统就不会间断。通常认为的儒学高峰期,无非是国家制度完备、儒学文献丰富、儒学大家辈出的时期。而处于儒学低谷期时,往往文献凋落、人物不显、制度断层。此三层面决定着地域儒学传承脉络,也构成了地域儒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从制度儒学到国家的观念史——评干春松的两本新著

如果说《儒学的近代转型》着眼于儒学在制度化儒家解体之后的现代命运问题,《理想的国度——近代中国思想中的国家观念》则是以儒家的政治哲学为本位思考近代国家制度建构问题。两部书共同构成了制度儒学的完整面貌。不过这两部书之间存在着思想史研究路径和方法上的差异。《理想的国度——近代中国思想中的国家观念》摆脱了知识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影响,完成了从“历史的思想史”到“思想的思想史”的回归,从而进一步揭示出了现代儒学研究的另一种可能。

明代不同等级儒学孔庙建筑制度探

中国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教育与教化,明代建城运动中,涉及一系列与城市建筑相关的制度重建,作为儒家正统象征并且能够起到教化作用的孔庙与儒学建筑,是各地方城市最为重要的建设项目之一,特别受到了地方官吏的重视。当代人根据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资料统计,明代时,全国有府、州、县三级儒学所附之文庙约1560所,到清代时这一数字增加到了1800多所。现存各种等级的儒学与孔庙建筑遗存,已经在寥寥可数之列(有一说为30多处)了。本文的目标是将明代地方城市中的儒学与孔庙作为一种建筑现象,从建筑史学的角度,对明代建城运动中,各地方建设中曾占有重要地位的儒学与孔庙建筑的等级制度做一个综览性的梳理与分析,以期对不同等级的城市建筑制度,收到一种管窥之理解效果。

汉代夜郎儒文化与民族认同特点

两汉对夜郎的开发长达350来年,贵州古代儒文化与民族认同进入初始阶段。这一时期,贵州儒文化及民族认同的成就固然无法与明清比拟,却胜过唐宋,更勿论魏晋蒙元。制度儒学、物化儒学、理论儒学、文化儒学相继传入;和平、友好的经济、政治交往、交流、对话、沟通始终是主流;践行儒家仁义爱民政策,成为大一统政治得以实现的根本因素;不过,认同具有肤浅性、不对称性及不稳定性。制度儒学首先传入,各民族统治阶层之间制度层面的初始认同,是贵州两汉儒文化与民族认同的主要内容和最大的特点。

《制度儒学》序

儒学不能仅仅存在于大学讲坛和书斋之上,不能止于“作为哲学的儒学”,而必须结合社会生活的实践,同时发展“作为文化的儒学”的方面,使儒学深入国民教育和人生践履。这其实是一切关心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人士的共识。

永嘉礼学研究的制度儒学面向及其现代意义

时至今日,"永嘉之学"作为极具特色的区域性儒学传统,已因太多的历史与现实因素的遮蔽而失其本来面目。准确地讲,永嘉之学既不单纯是一种"功利之学",更非现代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而是一种"即经以求其制度器数之等"的"制度新学"和"经制之学"。作为一种重视制度规范与对策研究的儒学,从历史经验中研究总结各种礼法制度的演变逻辑与实践策略是永嘉学者自觉选择的一门绝学,亦为历代士林所认可和推重。他们前赴后继,依据"三礼"、《春秋》等经典参与议礼,阐发儒家宗法与社会政治制度之精义,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在制度儒学和政治儒学的道路上做出了诸多可贵的探索。其重视制度、不悖人情、务实变通的区域文化性格,是儒学参与当代中国本土政治文明重建的宝贵精神资源。

“外圣内王”何以可能?——对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反思

文章首先肯定了牟宗三先生在《政道与治道》一书中提出的“新外王”问题,即怎样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现代化转换,使其与科学和民主接轨。文章认为,牟宗三先生之所以未能实现这一转换,是因为他沿袭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思想,并将道德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视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政治与道德分属不同的领域,而政治哲学的核心或研究对象是制度和法律。就此而言,传统儒家政治哲学并非与科学民主之径相悖,其表现就是包含在《礼记·礼运》中的“外圣内王”思想,即以大同社会的理想作为政治制度设计的范导性原则,而以小康社会的现实经验作为可行的制度安排。文章指出,沿着这一逻辑思路,借助于“新制度儒学”强调制度建设重要性的成果,就可以成为实现传统儒学现代化转化的具体途径,即通过制度和法律建设等程序正义手段,把民主宪政思想引入儒学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而传统儒学又为政治哲学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原则的大同理想、社会正义和集体利益至上的超越性原则。

浅论儒学的普遍适应性与风俗儒学——评干春松《制度儒学》

"制度儒学"是儒家学说同现实政治生活的结合方式,"心性儒学"则是注重对于儒者自身行为的品行的约束,连接二者的即为"风俗儒学"。社会民众的道德修养即是"风俗儒学"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普通人转变为士人并对国家的制度变革产生影响,即可看作"风俗儒学"将"心性儒学"和"制度儒学"相互联系的过程。

生活儒学:中韩日共通的思想奠基——兼论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缺憾

在与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的学者们进行的深入学术交流当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共同的诉求,美国学者关注的是东亚作为"共同体"不同于欧美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