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叙事下的中国史——以明治时期日本的汉文中国史著作为中心

明治维新后,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两种中国史叙事模式,即文明-进步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前者依据进化史观,将中国历史描述为"停滞之史";后者则将中国史纳入"东洋"诸民族竞争之史。本文通过对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等13部明治时期日本人用汉文编纂的中国史著作之文本分析,指出在明治史学中还存在着第三种叙事模式,即中国传统的儒家历史叙事。明治汉文中国史大都以中国史籍为"底本",使用中国帝王年号、以春秋笔法叙事、基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叙述中国与周边的关系。那珂通世《支那通史》虽然采用了西方万国史之章节体,但是,其时空表述仍然体现了儒家传统的历史意识。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讨论"明治维新"、"文明开化"等问题时,应避免落入西方近代学术体系的认识论窠臼。

论泰州学派儒学叙事“事象”的原创性话语

目前泰州学派思想研究以儒学平民化、世俗化转向为主要对象,鲜少从民间讲学、以“事”行“道”的“道”叙事行为方面进行考察。要理解泰州学派民间儒学“道”叙事的原创性话语,需要借助概念——“事象”。因为泰州学派依托《大学》格物说,鼓倡以“身”为本,“身”参与进入“家国天下”连续体,而民间讲学的“道”叙事行为使人们面向这个世界并获得空间归属感,百姓日用也得以在叙事中敞开和呈现。所以“家国天下”乃空间叙事的“事象”,有别于历史叙事的家国同构和编年体时间叙事模式。它们既可指涉特定空间场所,也是具有形而上意味、虚实交融的空间之象。“事象”提供了理解中晚明民间叙事繁荣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