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记看清代士人的读书及儒学实践

清代士人的读书既有实际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求知、求真和自我修身的精神需求及道德实践。从顺康年间的孙奇逢、陆陇其,到道咸同年间的潘道根、李棠阶、曾国藩,其日记中都有关于儒学书籍的阅读细节,从中可以了解他们的儒学思想,也可以体会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省、自勉、自警、自律的儒学实践历程。

由学术殿堂走向民间社会 2014年新儒学主流倾向显现

新儒学是一个学者数量众多,思想成份比较复杂的思潮。中国新儒学思潮的主流倾向在2014年已经显现,这就是由学术殿堂走向民间社会,由理论言说转化为行为实践,由少数知识分子研究对象转化为大众的生活向导,开启了儒学大众化、草根化、生活化、实践化的大幕。

论叔孙通儒学入仕实践的意义——兼论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评价

叔孙通在坚持儒者身份的前提下,以知时而变的仕宦原则进行儒学入世实践。这种实践主要体现在制礼著书以尊王扬礼,教化儒生及荐生为官等活动,是从制作典章制度到建设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儒学入仕实践,开儒生群体事君之滥觞,具有首创性及奠基性。联系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肯定,以及司马迁自身的儒学实践,可以看出,相比儒经传授,司马迁更注重儒学入仕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功用,其政治哲学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以礼行之”:“礼”的现代转化

儒学并不是西方哲学式的一套纯粹逻辑思辨体系,而是阐明人总是"在生活"、并且总是"去生活"的生活实践智慧。儒学实践的途径是"礼",即"以礼行之""以礼为教"。"循礼"而去生活,不但教化、建构人本身,同时也教化、建构着人所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作为生活秩序的礼,随生活方式的变迁而有不同的形态,因此,前现代的以礼行之、以礼为教所建构出的人的主体性是一种集体性人格——家族,其生活世界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当下中国整体已处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故当下的儒学实践需要礼教的现代转化,从而建构起个体性人格的主体性和具有现代精神的生活世界。

“实践儒学”的出场——从生活儒学的“实践”观念出发

“生活儒学”蕴含丰富的“实践”问题,但并没有被充分地开显,以至于从马克思学说的“实践哲学”主题到现代西方主流哲学“终结”之后的“实践哲学”转型中,“生活儒学”作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之一,似乎存在“实践”方向的融通道路,或者说,从广义的现代性儒学的建构上,经由“生活儒学”的思路,“实践儒学”是否具备出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答案是肯定的。本文建构的“实践儒学”,是根据儒学的特质及其回应现代性社会的“人心—秩序”问题,依据“实践”的三个层级思路和“生活世界”的特征,进而提出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活动”的三个横向轴划分的方式,从奠基性角度提出“实践儒学”的纵向轴的三个层级思路:本源实践层级、价值实践层级和客观实践层级。

第三代新儒家向何处去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产生的现代新儒学,经过薪火相传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第三代新儒家,这些人都有解放初期留学的经历,他们宣称,要迎接西方"后现代化"的挑战,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谋求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适应世界迅速变化的新形势,正确对待科技成果与人文价值的关系,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平衡发展,使儒学真正走向世界。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近代儒学实际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闽台地区开始的实践型新儒学;另一条是他们继承前两代的理论型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