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言》的尊圣崇经与儒学批判

扬雄象《论语》而撰《法言》,与西汉后期的社会政治和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他以当代孟子自居,对西汉以来的今文经学、谶纬神学、《太史公书》以及先秦时期的诸子学说,广泛而深入地进行批判并力图加以纠正。他还明确界定诸子为“其知异于孔子”者,并赋予儒以新的文化内涵。《法言》的尊圣崇经,不是保守倒退地简单复古,而是自觉奉行儒家经典的真正内涵,坚决捍卫孔孟之道的基本精神。

近代反专制视域下的批判儒学思潮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有两个紧密相依的侧面,一是近代民主思想的不断生长,二是反抗和批判专制主义,两者相互依存,但各有重心。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更是沉痛地刺激了中国人,唤醒了民众的民族危机意识。在这一时期,晚清时人从反专制的视域,不仅梳理了儒学与专制主义之间的关系,而且对儒学支撑专制主义理论部分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因此,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十余年,是中国近代反专制的重要发展时期,其上承明末清初批判专制主义之绪余,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声。

论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可能与现实

本文认为,“儒”在先秦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到汉代开始演化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五四批孔,终于斩断了儒学与古代封建政治自西汉建立已历时二千余年的历史联系,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随皇帝制、复辟梦的覆灭而一去不复返,它被重新恢复了其哲学——文化的本来面目。五四批孔于儒学是一次不可或缺的洗礼,而现代新儒学则是五四批孔的一个产儿。现代新儒学之“新”,首先就“新”在这里,而且,一切“新”意都从此发源也必须从此发源。

关于教育转型期文化抉择问题的思考

我国教育转型期的文化抉择具有“两栖”的特点，它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走出“儒学复兴”的误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式继承、理性化发展，同时要拿出勇气来大胆吸纳发达国家文化的合理内核。

“名教罪人”抑或“启蒙英雄”?--李贽思想的重新定位

16世纪晚明心学时代的李贽,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至今一直如此。时人称他"背叛孔孟""名教罪人",近人则以为他是"启蒙英雄",是前近代中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一面旗帜。其实,这两种看法都过高估计了李贽思想的历史地位。历史真相也许是李贽只是晚明时代的悲剧性人物,其性格乖张、言论刻薄、愤世嫉俗,故难以容人;其思想承续了阳明学的批判性精神,与泰州学派推动的儒学世俗化运动的时代气息比较契合;然其学说思想缺乏理论系统性,不宜过分夸大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若认定李贽是反传统的思想英雄,显然是源自现代性的观念预设或"启蒙情结",而非是真实的历史判断。若认为李贽思想作历史定位,则可说其近承王畿、远绍阳明、学主童心、融通三教。

论《新青年》的反孔非儒

把《新青年》的反孔非儒看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是对历史的误解。从启蒙思路的演进、文化反思和现实批判的融合以及历史性格和言说策略的链接等角度来考察,不难发现,《新青年》的反孔非儒具有理性和激情的二重个性。它既是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改革社会现实的激情的一次炽烈燃烧,也是对传统儒学所作的一次深刻的理性拷问。

章太炎之法家观二题

章太炎在诸子学研究领域里对于法家有着一套自己的看法。从批判儒学的角度出发,他对法家人物所具有的精神进行了褒扬,并指出了法家在治国方面的实效性,以此来反衬出儒学的种种弊病。法家观同样影响到他的平等思想。他认为法家所塑造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具有平等特征的,足以为今人所借鉴。并以此作为强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色的重要论点以反对西方的代议制度在中国的实施。

为什么是思想史?——徐复观的思想性格与学问取径

徐复观的学问文章,不但说理透彻,而且能感动人,这源于他的思想性格与其思想史研究的内在联系。具体而言,包括如下方面:对徐复观构成思想压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涵括文化、政治和学业各方面;"反乾嘉"情结是考察徐复观学业上的反抗与学问取径之联系的最重要论域;徐复观的学问倾向与现代新儒家"形上学"的追求相疏离;徐复观的学问中,多有批判性儒学中文化批判、政治批判与知识分子批判的内容;徐复观的思想史方式与伯林观念史研究有一定的相似性。徐复观反抗时代压力的学问故事,对后学有积极、正面的启示。

“批判的新儒学”与船山哲学

"批判的新儒学"极为注重汲取船山思想,提出当代新儒学的发展当走"回到船山"的路。它对船山思想的重视体现在三个方面:重气、重实存主体、提倡道德发展论。作为对台湾后牟宗三时代儒学发展的一种批判性的思想,它肯定儒学的未来发展要走出道德形而上、开启社会实践、回归生活世界,同时注意到了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沟通和对话。

美国史名家刘绪贻的社会学思想试探

刘绪贻先生是研究美国史的名家,他对社会学亦有独到深刻的研究。刘先生的学科背景为社会学,先后获清华大学社会学学士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他的社会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对儒学的批判,提倡民主和民权,并首次提出改革开放社会学的概念,这个概念具有深远的社会学学科意义。作为西南联大的社会学学生,刘先生与我国早期社会学名学者具有较深的渊源。

20世纪初中韩新文化运动的路向选择

与中国相似,韩国新文化运动也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批判,但其批判并不彻底,批判强度也相对较弱,儒家思想受到的破坏程度远没有中国严重。并且虽受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但其对中国批儒言论并非完全认同,韩国多主张儒学革新或儒学改良。中韩两国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会在批判儒学及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出现差异,主要原因如下。第一,与当时中韩两国半殖民地与殖民地社会性质不同有关;第二,跟中韩两国儒家文化的不同张力有关。

“新青年”为什么用科学批判儒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科学批判儒学的现象,科学批判儒学是否合法?判断的依据是什么?科学批判儒学的实质是文明对话问题而非文化启蒙问题,所谓的启蒙框架只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编造的神话。因此,从文化史来看,科学批判儒学是一个必然性的现代文化发展命题,其本质是文化模式的解构与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塑,其内涵是社会秩序的再整合和社会价值序列的重新编码。从文明史来看,科学批判儒学是文明对话中的生存论问题,其本质是科学作为新的生存背景(世界观和技术理性)开始修改儒学渲染的文明底色,其内涵是生活世界的解构和生存方式的重新选择。

儒学的现代危机:启蒙话语与创生范型

回溯历史，儒学的每一次重大转型与发展都与其遭遇的困境以及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五四”时期儒学批判话语的历史情境下，“儒学与现代性”关系问题逐步凸显出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和需要认真回答的历史性课题。

劳思光:当代中国的批判思想家和世界意义的哲学家

以《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四冊享誉汉语学术界三十馀年的劳思光,一直被误称为新儒家。但从劳氏与新儒学代表人物的立论与哲学方法的同异看,劳氏并不是新儒家。虽然劳氏认同先秦儒学作为成德之学能直接把握价值根源,但从不讳言儒学是现代民主政制的障碍。同时,在梳理宋明儒学六百年的思想发展之际,劳氏是从哲学理论效力的高度,来区分与评估不同阶段的宋明儒者的理论贡献,从而得出其著名的"一系说",而有别于新儒学代表牟宗三的"三系说"。此外,劳氏与新儒学的另一显著差异,就是从批判视角,以"历史动态观"考察中国文化,且从不回避传统中国文化在现代文化冲击之下失效的问题。把中国文化放在现代性与后现代处境之下探讨,就令劳氏以世界的视角来看中国,而不是以敌对的眼光来看世界。"在世界中的中国,而不是与世界对抗的中国",这就是劳思光的格言。

新儒学研究之重新审视——刘启良教授访谈录

儒学从根本上是反对科学和反民主的,它不可能引导中华民族走上强国之路,也不可能使国人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

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内涵与现代意义

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那末,其主流无疑是儒学。这里的文化,首先是就观念形态而言,它的深层内核,则体现于价值观之中。广义的文化创造总是受到价值观的制约,文化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价值理想的对象化及其多样化展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同样以其价值观念体系为核心,正是其价值观,凸现了儒家文化的历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