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为大:现象学的儒学转向与儒学现象学

现象学运动在其发展历程中曾发生多次转向。现象学的转向最终是由向“回到实事本身”这一精神所推动的:正是因为不同的现象学家们对现象学之实事本身究竞为何有不同的理解,现象学才不断发生转向。在现象学的历次转向中,潜藏着一条以时间性或原初时间为实事本身的线索:从胡塞尔的意识时间到海德格尔的存在或生存时间,再到列维纳斯的伦理时间,正是现象学从意识现象学转向存在论现象学再转向伦理现象学的实质。自现象学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相遇后,现象学又发生了儒学转向。儒学转向之实质正在于它以“亲亲”为原初时间形态,亦即实事本身。现象学的儒学转向以及作为其思想成果的儒学现象学,要在这一以时间性为实事本身的现象学谱系上才能显示出其对于整个现象学运动的意义。

儒学的现象学转向与现象学儒学——以张祥龙对亲亲的现象学阐释为例

儒学与现象学在张祥龙那里的相遇是儒学在当下藉以别开生面、重焕生机的一个重要契机:它推动了或正在推动儒家哲学进入一种现象学的转向,从而使一种新的儒学形态——现象学儒学——得以可能。张祥龙之所以能开启儒学的现象学转向、创建一种现象学的儒学,首先要归功于他会通经典现象学家的现象学思想而熔铸锻造出的以时间为本原的境域—发生现象学及其“热思”方法。凭借这种现象学及其热思方法,张祥龙对儒家以孝慈为核心的亲亲做了现象学的阐释,将其理解为一种原初的时间性,使其从传统的自然本能说和后天规范说两种解释框架中解放出来,并进而将其阐发为原初的意义生发机制。张祥龙从其以时间为本原的境域—发生现象学出发对亲亲的这种现象学阐发,是其现象学儒学的一个基本贡献。

回到发生性-边缘性的终极境域——试论张祥龙先生对儒家“诗”“乐”之教的现象学阐释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张祥龙先生以其独有的现象学方法所重新发明的儒学思想——笔者将之称为"现象学儒学"——可谓独树一帜。张祥龙先生的现象学儒学至少有如下两点特色:(1)他极为重视现象学的境域发生分析方法,并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本原或终极问题,导致他对本原或终极之物的境域发生性理解;(2)他尤为强调这种发生性终极境域的边缘性或边缘构成作用。张祥龙先生对于现象学尤其是现象学方法的这样一种独到、原初的理解,使得他能够发明或重新揭示出儒学的一些久已被遗忘或被遮蔽的思想维度,使其现象学儒学呈现出某种原发的力量。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儒家六艺的现象学阐释上。经过他的重新阐释,儒家六艺如"诗""乐"的原初"教化"作用就体现为:营造并把我们带回到一个个具有原初解放与构成作用的边缘性纯境域,使人摆脱一切对象化的执着或束缚,从而解放人、拯救人,使得人生、国家和礼制在其中兴发更易,最终走向至善至美的境界。

当代儒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评张祥龙的“现象学儒学”研究

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教授的“现象学儒学”研究,一方面以现代西方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思想)的视域和进路来理解和阐释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另一方面还提出了“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提议与构想。二者都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前者主要体现为生生不息的纯构成的终极天道观的阐发、本源性的亲子之爱的揭示、孔子之诗性的礼乐人生的阐释三个部分;后者则展开为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分析和“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具体构想。学界普遍认为张祥龙的这两方面工作之间是“体用两橛”或“两张皮”式的,本文观点则认为他的这两方面工作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此关联使他的“现象学儒学”研究与其他的大陆新儒家学者呈现出一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即既非前现代主义的(即原教旨主义),亦非现代主义的,而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倾向,它要求解构并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建构。张祥龙的“儒家后现代主义”,陷入一种“构成”与“现成”的捆绑,而就当代的儒学复兴来说,它实际上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