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男性的非竞技性身体残损问题——阉人现象的反现代性批判

现代竞技学的终极目的是追求人类自身的完美,在如此观念映照下的中国古代阉人现象则成了一种东方人无以逃避的巨大的观念性误区和现象性缺失。中国古代文化存在天然的缺陷,儒学并未阻止儒学文化体系内的强势集团对另外男性实施阉割行为。阉人现象一直与其他中国负面文化一道,组成了中国古代另类的发明系列。而被阉割或自愿阉割的男人又构成了一大群特异的东方族类。阉人现象诞生于中国的先秦时代,至唐朝始形成制度化,结束于清末。它的出现,集中体现了东方阴性人格的最大域限,阉人群体以暴力为动力核心的对抗性与顺从性的矛盾型人格内涵,以及具有奴隶宗教性质的特殊信念,都对中国男性的健康的人体观和类似于欧洲的优雅化的绅士气质是一种毁灭性打击。

《神乌赋》所见汉代文学与社会

《神乌赋》出土于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讲述了神乌一家寻找庇护,搭建家园却反被盗鸟欺凌,最终雌鸟死亡,雄鸟远走的悲剧。本文通过分析《神乌赋》文本,着重探讨其在文学及史学方面的价值。《神乌赋》保持了汉赋书写的原初形态,展现了西汉文学的本来面目,语言生动,极具故事性,代表了汉赋的发展高度。同时借物喻人,揭露了当时豪强兼并,社会不公的现实,也反映儒学对社会治理方面有极大不足,对研究当时的社会风气与社会矛盾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