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辨古今,何以为家?——家庭形态变迁的儒学解释

目前一些儒者呼吁回归中国传统家庭,以为这是中国文化区别于并且优越于西方文化之处,这其实是夸大了家庭的中西之异,遮蔽了中西家庭形态的古今之变。事实上,无论中西,家庭构成方式是基本一致的,即若干核心家庭组成较大的家族家庭,若干家族家庭组成更大的宗族家庭。纵观人类文明史,家庭形态演变的历史趋势是与上述构成方式反向而行的解构过程。这个规律在中国的表现是:第一次社会大转型导致宗法时代的宗族家庭解体,较小的家族家庭成为社会基元;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导致帝国时代的家族家庭解体,最小的核心家庭成为社会基元。不仅如此,现代社会基元其实已不再是家庭,而是个人,因为家庭已丧失了作为社会基元的最重要的生产功能与政治功能。传统家庭解体趋势所带来的问题,决不是回归前现代家庭形态的复古主义所能解决的,因为特定的家庭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形态相匹配的,即宗族家庭与王权封建制度相匹配,家族家庭与皇权帝国制度相匹配。由此可见,回归中国传统家庭的诉求不仅事实上不可能,而且价值上不可取;同时也不符合儒学原理,即不符合作为一种制度伦理学的儒家正义论。

孔子创立的儒学解释学之核心精神

在中国儒学解释学深处跃动着一种由孔子初步创立的核心精神。它是中国文化核心精神的一部分,是中国儒学核心精神的一部分,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学解释学发生发展的动力、方向、功能和规律。本文以考察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先导,具体分析了儒学解释学核心精神的形成与功用,特别是它所包括的“以经为寄的使命精神”、“以述为作的创造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经典诠释与经典解释学——有感于黄俊杰先生提出的三个问题及其他

从西方哲学解释学的角度可以对黄俊杰先生提出的关于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的三个重要问题切入,并进行如下的阐发和引申:首先从西方的舶来品“解释学”这个词的两重含义的区分开始,吸纳中国乃至东亚经典诠释传统内容于其中,然后接通解释学的“偶缘性”“地域性”“生产性”以及“开端”与解释学的关系,这些都可以结合东亚(包括中国)儒学经典诠释来谈,带有比较性和综合性,这种分析再次表明不同地域的解释学之间可以会通,在不取消各自特点的情况下,共同展示其具体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