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君子文化融入当代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及路径研究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将儒家君子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将有助于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文章探讨了儒家君子文化在当前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价值及其融入路径。首先,文章概述了儒家君子文化的内涵、发展以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随后对当前高校思政教育的特点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深入探讨了儒家君子文化在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品质、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提高高校思政教育吸引力和影响力方面的作用。最后,从教材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创新以及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将儒家君子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具体策略和措施。通过对儒家君子文化的深入研究,旨在理清其内涵,探索其在现代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实际应用价值,为推进思政教育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考和研究角度。

新儒家思想应用于人本审计文化构建的路径研究

新儒家思想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对人本审计文化构建起着重要作用。新儒家思想和人本审计文化密切相关,将新儒家思想应用于人本审计文化构建中,微观层面目标是培育人本文化,夯实个体素质基石;中观层面目标是弘扬和合文化,保障企业价值增长;宏观层面目标是传承家国文化,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新儒家思想应用于人本审计文化的实施路径体现在四个方面:坚持人本审计思想引领,发挥新儒家思想自强不息的激励功能;推进人本审计制度建设,完善新儒家思想克己复礼的约束功能;注重人本审计行为改善,优化新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的协调功能;探索人本审计创新发展,实现新儒家思想返本开新的创造功能,以期构建科学、创新的人本审计文化,实现文化促审、文化强审,推动人本审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儒家文化与经济违规——基于政府审计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化作为典型的非正式制度,是影响经济行为的重要内在因素。文章基于2007—2019年30个省份的政府审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分析儒家文化对区域层面经济违规的影响。结果表明,儒家文化能够显著降低经济违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地区法律制度环境越好,儒家文化对经济违规的抑制作用越强。此外,不同于“文化冲突理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儒家文化越能够发挥对经济违规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能够促进地区持续性的低程度经济违规,进一步证明了文化作为一种隐性价值规范对违规行为的约束作用具有持久性。研究成果对于规范经济秩序、治理经济违规具有一定的政策价值。

教育家精神:先秦儒家师道的文化内核与价值赓续

先秦儒家经典中的师道文化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特质和坚韧的文化内核,为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提供了厚重的文化注释和理论引导。教育家精神的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彰显了中国文人士子的教育情结,家国情怀、仁爱之心与弘道追求是中国文人气质的当代追求。弘扬教育家精神,要以文化为根基构筑为师者的精神家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师道智慧和精神滋养,从地方文化资源中挖掘教师文化特色。让教师在文化熏陶中不断提升自身素养;以伦理为基点涵养为师者的道德底色,强调教师的道德责任和职业操守;以专业为视点成就为师者的教育智慧,激励教师在专业领域不断探索和创新;以学习为支点赋能教师的精神发展,使教师在持续学习中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

论儒家法律文化及其对构建现代和谐司法的影响

中国古代司法对和谐的追求从未间断、一以贯之,从而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谐的司法制度作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儒家法律文化的和谐理念应该成为现代和谐司法构建过程中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同时亦应承担"反哺"的角色,为转型期社会的道德重建和司法制度的人性化提供可鉴的本土化资源。

儒家思想的域外司法影响——以美加两国普通法为例

检索美国、加拿大法律数据库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在普通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得以传播并产生影响。美加两国法院突出孔子的先贤地位,将孔子名言作为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加以引用,儒家经典被作为司法判例的整体凝练置于篇首,礼治、仁学理念及其他经典思想被作为司法理据。但美加两国司法判例中也存在对儒家思想的误读,主要体现为歧视抹黑、延伸解释、无从查证出处、引用错误、混淆典故等五个方面。儒家思想所代表的习惯规则与伦理规范在现代法治体系中具有重要的现代性意义。要破解儒家思想“西传”过程中碎片化的难题,发挥“东学西渐”的现代影响,应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兼采分析方法与案例研究,发掘儒家法理的现代法治意义;在法治视角下实现儒家思想的体系解读与微观解读相结合;选择契合西方法治思维的方式,形成鲜活的、流动的国际传播新模式。

自由抑或儒家社群——现代司法实践的一个基本文化问题

现代司法制度的文化视线,与其急趋西方自由主义的后尘,不如投向本土的新儒家社群主义,并以此完善与改进现代司法制度——这种完善的可能性的确存在。它具备法治的本土化功能,更重要的是践行了本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而这种转化可作为一个文化读本,以化解东、西方司法制度共同的困境。

儒家文化在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动态与前沿——基于VOSviewer和CiteSpace的可视化研究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之一,对企业的管理活动有着重要影响。为了深入研究儒家文化在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进展,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系统检索了与儒家文化相关的文献,利用VOSviewer和CiteSpace软件构建了儒家文化在经济管理领域应用的知识图谱。研究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形成了“关系”伦理、儒家美德、霍夫斯泰德文化分析模型以及家长式领导4个知识群,以及“企业治理”“企业社会责任”“人力资源管理”“差异化”4大研究热点。此外,每一研究热点的维持时间不长,均不超过3年。最后,总结了儒家文化在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不足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流动的媒介:明清商人与儒家文化的传播研究

明清商人群体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播媒介之一。揆诸文献可知,明清商人不仅积极开展公益实践,注重与士人的交往,而且在日常生活与经商过程中,孝养父母,讲求诚信。这些行为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利益,也获得了民众的尊重和好感。官方与士人将商人的行为与成功归因于儒家文化的影响,通过褒奖或者撰文等方式不断宣扬他们的事迹。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形象的改善间接表明,只要接受儒家文化,践行儒家伦理规范,便会得到国家与士人的认同,这使得民众看到接受主流价值观的实质性益处。研究表明,明清商人基于自身体验,践行儒家伦理规范,有效地传播了儒家文化。作为传播媒介,明清商人不仅传承了儒家文化,也有效地弘扬了儒家文化,从而拓展了儒家文化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范围,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朱谦之的儒家唯情主义及其历史文化哲学建构

朱谦之对儒家作了唯情主义生命哲学的解读,认为情即性即仁,情为宇宙生命本体,生命进化便是“真情之流”,唯情的人生和社会具有普世意义。他以唯情主义为依据建构起历史哲学,将本能(求生存的情感)视为历史进化的动力,历史进化是互助;历史由三种本能驱动形成三个发展阶段和三种形态。他还用儒家唯情主义对文化作哲学阐释,认为文化本质上是人类经验生活时时积累和创新的生命之流,文化发展有四种类型和阶段,哲学性的中国文化虽然低于科学文化,却因富有艺术精神而有“普世价值”,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要在充分吸收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走向唯情的艺术文化阶段。朱谦之的思想深刻而有创新性,为儒学的现代发展和中国现代历史文化哲学的建构作出重要贡献;但是,他对《周易》的唯情解读不免有强制阐释之嫌。

论儒家法律文化对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的影响

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文化复兴及文化整合,至西汉中期,儒家法律文化占据了法律文化的主导及主流地位,儒家法律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汉代法制的各个环节。儒家法律文化对汉代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方面。两汉郡县官吏在儒家伦理法观念、"无讼"观、"身正令行"观、德刑观及"恤刑"观的影响下形成了"春秋决狱"、综合治理、道德感化、调处息讼及"哀矜折狱"的司法之风。两汉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影响中国古代儒家化的司法传统及司法制度的形成。

儒家文化对韩国刑事司法模式的影响——兼论对我国的启示

儒家文化在韩国一直保持了很好的传承,形成了近现代儒家刑事司法模式。尽管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新近韩国刑事司法模式融入了大量英美法元素,但儒家文化色彩的淡化并不意味着退出,相反,儒家文化引领着韩国稳步地实现了刑事司法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我国应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社会主导地位,以儒家文化为立场与方法,将完善司法制度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以创建社会和谐为最终司法目标,以主体视角审视自我需要和其他刑事司法模式,注重局部法律功能与整体法律功能的协调一致,采取适时局部调整与系统整合相结合的立法方法,不断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国际传播视域下儒家文化的世界影响及其价值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具有普适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东亚文化乃至欧美西方国家的哲学、文学和伦理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世界不同文化美美与共,交融共生。在新的历史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当下全球治理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等诸多挑战,儒家文化的独特价值和社会能动性更加彰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更加需要儒家文化,更加需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消弭分歧,包容合作,建设持久繁荣的和谐世界。

儒家文化、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

企业家能力是企业家进行创新决策的关键因素,在“双循环”格局下,企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本土环境,挖掘并弘扬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激发并促使企业家能力转型意义非凡。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家能力指数”的人力资本、社会责任能力、战略领导能力和关系网络能力四个维度出发,结合儒家文化的价值维度、规范维度和关系网维度,研究企业家能力视角下的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并正向调节了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关系。具体而言,儒家文化降低了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关系网络所存在的负效应,加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正效应。利用地区灯光数据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书院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替代变量等进行相关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表明,儒家文化促进企业能力的释放主要是通过降低代理冲突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治理效应)、降低企业家离职的业绩敏感性(安全网效应)和改善政府与市场关系(关系网效应)三种途径实现,需要注意的是,三种效应在国有企业并不成立。因此,通过保护和弘扬儒家文化,培养和激发企业能力对促进企业创新具有现实意义。

儒家文化在高管薪酬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应用的研究

儒家文化作为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深远的非正式制度,将从更深层次上塑造高管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对高管薪酬激励这一正式制度的作用进行补充和提升,使高管薪酬激励制度变得更加有效。研究“儒家文化、高管薪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认为高管薪酬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儒家文化的应用可以使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加有效。提出儒家文化在高管薪酬和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建议:提高上市企业的高管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认识;优化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企业应重视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要增强文化自信,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儒家文化对“招娣/弟”命名偏好的影响:宗族文化之外的新视角

“招娣/弟”命名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现象,体现了家庭和社会对男性后代的偏好。任孝鹏等(2024)的研究以家谱和祠堂分布为宗族文化影响力的代理变量,发现这些因素能预测不同省份“招娣/弟”命名的分布。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将孔庙分布作为儒家文化影响的代理指标,探讨了其对“招娣/弟”命名地区差异的作用。结果表明,孔庙分布同样能显著预测该命名现象的区域偏好。通过主成分分析,还发现儒家文化与宗族文化的代理指标虽有交集但并不完全重合。本研究深化了对中国文化因素影响力的理解。

儒家文化与IPO抑价——基于科创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中国IPO抑价率历来居高不下,IPO抑价成因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基于中国国情分析非正式制度对IPO抑价的作用效应,可以为分析全面注册制下中国式IPO抑价的影响因素提供研究新视角。基于此,以2019年7月22日—2022年8月31日科创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儒家文化与IPO抑价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IPO抑价,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此外,上述关系在审核问询程度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进一步检验显示,儒家文化主要通过企业蕴含的权威服从观和诚信义利观两条作用路径影响IPO抑价,同时该促进作用会因是否有外来文化冲击而存在异质性差异。

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共享及其对大一统中国发展的贡献

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民族国情就是多民族。多民族的民族国情影响和制约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基本走向,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多民族中国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大一统是主流。少数民族政权为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某些日本和美国学者故意忽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对多民族中国大一统的向心力与认同感,夸大少数民族政权的独立性,罔顾各少数民族政权对大一统追求的事实,罔顾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家对儒家文化的共享和使用儒家文化进行政权建设的事实,是对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性质的否定。因此必须加强对中国大一统历史演进中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贡献研究,以澄清这部分日本和美国学者的错误认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历史基础。

会计专业课程融合儒家文化和古诗词教学创新研究

会计学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指出,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具备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诚信品质。将会计专业课程内容与优秀的儒家文化思想及相应的古诗词融合,并运用新兴技术手段,在会计课堂教学的资源库建设、时间安排以及教学手段运用上设计了可操作性的实施路径。诗词与专业课程内容的交互融合可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跨界思维习惯,提升专业素养。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的机制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蕴含的德法兼治、民为邦本、司法公正、和合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树立文化自信、依法治国、尊重司法规律的需求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的必要性。从裁判文书来看,存在融入范围较窄、说理语言笼统泛化、弱化或代替法律论证、援引不规范等诸多问题。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从坚持基本立场、界定法律文化、识别常见领域、掌握融入方法、借鉴有益机制、发挥案例价值等方面,提出优化对策,以期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更好地融入司法裁判,实现创造式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