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

刘家和先生治史有着一以贯之的理论追求,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其一,“两个菲罗”,指的是语言文献之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其关于先秦儒家仁礼学说的辩证发展、中国重视通史与西洋重视普世史的史学传统特点之不同、黑格尔否定“以史为鉴”可能性的观点的研究等,可以作为例证。其二,矛盾分析,对矛盾是事物最深层的本质、中西矛盾观的异同,有着深刻的体认,其关于公羊学“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学说,以及《左传》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的含义及关系等,都采用此法,在历史和逻辑的往复中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其三,“入室操戈”,认识到要想实现突破,一方面要从传统获取资源,另一方面又要在传统中寻找到突破的“缝隙”,其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批判,对黑格尔否定“以史为鉴”可能性的分析,是迄今对于西方学者在历史领域中提出的理论挑战做出的最有力的理论回应,已然成为学习传统、突破传统的经典之作。刘家和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表明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在理论的高度上,与西方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开展平等对话,从而把人类思想和学术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