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生命伦理融入老年护理学课程思政的实践效果

目的:探讨儒家生命伦理融入老年护理学课程思政的实践效果。方法:采取整群抽样法,以2018级312名(对照组)和2019级266名(试验组)本科护生为研究对象,对照组采用常规教学模式,试验组开展融入儒家生命伦理的老年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课程结束后调查试验组护生对课程思政的内容和效果的感受,分析两组护生关怀能力、服务老年人意愿和考试成绩。结果:试验组266名护生中96.2%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对医学生有可借鉴的智慧和思想,83.1%认为教学设计参与性和启发性较好,92.5%对课程评价总体满意。与老人共同生活的时间、家庭关系、对老龄化问题的关注程度会影响护生服务老年人意愿(P<0.05)。试验组护生关怀能力、服务老年人意愿、考试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将儒家生命伦理融入老年护理学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有助于提升护生关怀能力和服务老年人意愿,促进其道德品质提升,更好地满足社会对老年护理人才的需求。

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道德空间智慧探论

道德空间是指个体以道德规范来调节自我身心,自我与他人、社会,以及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建构起来的价值空间。它体现为个体在道德关系场域中的得居其位和与外界的共生、共处状态。在以往伦理学理论体系中,道德空间并非显性范畴,但这并不能表明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中就没有这方面的思想智慧。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就隐藏着丰富的个体道德空间智慧:一是“养浩然之气”和“慎独”学说蕴含的个体身心维度的道德空间智慧,养浩然之气意味着个体恰当安置身心于身心关系场域,慎独意味着个体自我内求道德并以合德方式谨慎把握身心关系,因此它们都是个体身心维度的道德空间建构;二是“仁”“礼”统一学说蕴含的个体与他人、社会维度的道德空间智慧,仁指爱人利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形成相互仁爱的人际关系,礼乃仁之具体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以及人们循礼而为所形成的礼和秩序,仁爱关系、礼和秩序都是个体人际维度的道德空间架构;三是“天人合一”学说蕴含的个体与自然维度的道德空间智慧,其中天即自然界,人是作为主体的存在,天人合一意味着天人合德,而天人合德即意味着人以道德规范来协调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共生、共处,从而展现出人与自然维度的道德空间意蕴。这些道德空间思想智慧对于人们协调自我身心关系,平衡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调节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和启迪价值。

传统儒家伦理文明的再造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是一个连续文明体,传统儒家伦理文明为中华文明秩序奠定了价值根基,使得中华文明的性质和构成具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呼唤传统儒家伦理文明的再造,即通过对仁爱思想、中庸之道、五伦关系、天人合一、天下秩序等传统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与转化,挖掘其蕴涵的根源性伦理精神、总体性实践智慧、人际交往原则、生态伦理理念、全球伦理原则等具有当代意义的伦理资源,将其融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

性善论的两个缺陷与弥补之道——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孟子性善论的再思考

性善论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隐含着两个缺陷。一是只以“才”论性善,不了解性善的主干部分是伦理心境。二是只以仁性作为道德根据,不重视智性的作用。这两个缺陷对儒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者致使其对道德本体的认识不够全面,不了解在特殊情况下道德本体也会出现问题;后者致使其对道德根据的理解有失狭隘,引发了正宗与旁出之争。要克服这两个缺陷,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对性善论进行新的诠释,既讲生长倾向,又讲伦理心境,既讲仁性,又讲智性。儒家生生伦理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预示着一个颇具潜力的发展方向。

明确同意还是推定同意:器官捐献同意制度的儒家伦理检视

目前世界上的器官捐献同意制度可以根据同意的主动程度分为明确同意和推定同意两种,推定同意制相较明确同意制而言更有助于提升器官捐献率,但推定同意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性值得注意。通过孟子和荀子的伦理思想和儒家身体伦理观对明确同意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推定同意制比明确同意制更加契合儒家伦理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但是在推行推定同意政策的时候,仍需注意儒家伦理的影响,确保逐步推进,同时确保捐献者知情同意。

儒家“情义伦理学”论纲

自西学东渐以来,对儒家伦理学的诠释基本都是借用近代西方伦理学理论框架来规整儒家伦理学,这种研究思路虽有对话、借鉴与反思等学术研究价值,却未能敞开儒家伦理的真精神。儒学作为一种追求入世的生活实践智慧,其伦理思想是以“情”(包括生活实情和生活情感)为基本价值追求来对生活进行好坏、善恶的系统性反思,并由此形成伦理规范、道德义务的正义性和适宜性基础,亦即“义”源出于“情”。同时,儒家的道德教化也是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生活感化。因此,儒家伦理思想可以“情义”一词予以统摄和概括。事实上,“情义”一直就是中国人进行道德判断的核心概念。以“情义”为核心概念来诠释儒家伦理思想,无疑更贴合儒家伦理思想的特质,也更贴合中国人伦理生活的实际。

性善与性恶各自的得失——儒家生生伦理学基于三分法的考察

性善与性恶是孟子和荀子不同的人性主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处理这两种不同人性理论的关系,早已成为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三分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可能。所谓三分法是儒家生生伦理学基于对孔子思想结构的分析,将与成德成善相关的因素梳理为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突破感性、理性两分模式束缚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新方法的视域下,孟荀二子的不同主张各有其得失。性善论之所得是发展了孔子的仁性,但失之于忽视了智性,从孔子整全的思想结构中脱离了出来,难以处理特殊境遇下如何成德成善的问题。性恶论刚好相反,其所得是推进了孔子的智性,而失之于丢掉了仁性,致使学理缺乏道德动力,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隆礼重法。要正确处理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关系,应该打通孟子和荀子的壁垒,从仁性和智性两个层面看待人性,最终形成仁智双全,善恶齐备的理论格局。舍此而求其他路径,最多是小修小补,纵有局部之效,但终究难成根本之法。

中华文明突出特质的儒家伦理阐释

在中华文明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征程中,儒家伦理思想发挥着重要作用,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彰显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与优秀品质。基于儒家伦理思想的视域,挖掘文化的智慧因子,立足中华文明的五大特征探析其伦理特质:以“历史会通”的形态彰显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以“哲学突破”的变革推进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以“家国一体”的观念孕育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以“天人合一”的思想形塑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以“中庸和谐”境界涵育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进而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力与领悟力,筑牢中国文化的伦理根基,推进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发展。

儒家责任伦理视域下人体器官捐献的道德考量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来器官来源、移植风险等多重道德考量。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人体器官捐献应该得到儒家伦理辩护,这有助于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消解器官捐献的伦理争议,提高我国器官自愿捐献率。从儒家仁义观、仁孝观、义利观和生死观四重维度阐释儒家责任伦理内涵及其对人体器官捐献的伦理意义,阐明传承和弘扬儒家责任伦理是提升器官自愿捐献率的有效途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儒家伦理文化心理研究

在我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就是其中的关键之一。由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泛滥,导致社会心理出现变化甚至扭曲,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异化,也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关系出现严重裂痕。研究比较中西方文化心理差异,分析中国和谐态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守护与西方对立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分离,指出儒家伦理文化能够克服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儒家伦理文化肯定了人的存在的意义,对人与人关系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儒家伦理思想中以和为贵的中国文化哲学突破了对立的思维局限,具有超越对立的性质,也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哲学熏陶下形成的文化心理始终切近并守护着人与自然本身。

儒家伦理文化在当代学校德育中的价值及其实践路径

当代中小学伦理道德教育出现了诸多问题,为能够摆脱青少年德育困境,本研究便回溯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伦理文化,希望从儒家德育思想中汲取养分,反哺当代道德教育。同时,教育从业者应立足于当下我国德育的实际情况,辩证地对待传统儒学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复归传统又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由此,当代中国德育才能走出一条赋有真正中国特色的道路。

儒家角色伦理学视域下的现代家教建设

儒家角色伦理学基于儒家对人与社会的整体性认识,论述了以家庭为本、关系为本、行为为本的儒家道德生活观,其核心观点与现代家教建设在理论内容上和实现路径上具备较高的一致性。立足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主要观点,为解决认知不清、方式不当等现实问题,我国现代的家庭教育应以建立健康和谐的亲子关系为前提条件,以家长的言传身教为主要手段,以培养子女的亲情感为出发点,将子女培养成能够自觉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更大价值与意义的人。

中国社会的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以曾亦《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为例

在深入探讨中国社会中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相互作用与深远影响的过程中,通过对曾亦和瞿同祖的著作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尽管两位学者在理论框架与观点细节上存在差异,他们的研究均凸显了中国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之间深层的联系与相互渗透。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法律的道德化倾向和“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上,也体现在儒家伦理对社会治理和人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上。研究不仅为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深化当前中国法治与道德建设的相关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因此,强调了在研究中国社会法律与伦理问题时,需全面考虑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综合作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启示。

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的融合:儒家伦理思想的德育价值转化

儒家伦理思想秉持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一体融合的价值立场。道德主体性表现为内在超越与刚健有为;伦理他者性体现为主体间伦理互系共在、主体对社群的使命与责任担承;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的一体融合即内圣与外王在个体道德生命建构中的伦理融化与统摄守一,这一伦理设计有效规避了主体的“单子式”僭越、主体间的伦理冲突以及主体与社群间的价值裂解。在廓清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并保持必要的文化警惕前提下,儒家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一体融合的伦理思想为当代德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双重价值参鉴。在理论理性上,当代德育首先应致力于受教育者道德主体性的生成与发展,培育其他者性伦理格局与使命自觉,最终实现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的一体融合;在实践理性上,当代德育要注重道德体验与伦理实践的方法与路径。

儒家伦理与新商业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商业逻辑

以资本主义为内核的西方现代化商业逻辑,难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的商业文明和管理规律。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挖掘儒家伦理在新商业文明重塑过程中的精神价值,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商业逻辑和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辨析了传统商业文明与新商业文明的内涵差异,分析了儒家伦理与新商业文明在价值内核方面的内在关联,进而从个体、组织和系统等层面梳理与新商业文明相契合的儒商型企业的商业逻辑。最后选取海尔集团为儒商型企业案例,解析其从人的价值第一的企业观、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利益观和共创共赢、和谐共生的发展观三个维度打造儒商型企业的实践路径。本文不仅挖掘了儒家伦理在新商业文明重建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价值、路径和经验,而且为新时代企业组织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面对陌生人的世界——儒家伦理的现代调适

从西方学术中“陌生人”问题的勾勒入手,提供一个简略但轮廓完整的论述,其重点在于揭示陌生现象的文化本质,同时初步刻画陌生现象的若干类型,并特别区分陌生人与陌生人社会概念的不同,后者才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模式。针对这个模式的特点,提出儒家伦理在现代建设中接纳规则文化的可能与必要,以及保持发扬传统仁爱精神的现实意义。两者均植根于对人性的理解,目标是让儒学通过自身的调适,为塑造公正、高效且温暖、可靠的社会作出贡献。

论冯友兰对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

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既是儒学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国现代伦理建构的重要课题。作为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的冯友兰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在伦理观上,冯友兰力图澄清人们对儒家伦理的某些误解并对儒家伦理的内在价值予以肯定。他创造性地以“新理学”为儒家伦理提供形上学基础,同时结合唯物史观提出道德层次论,还通过辨名析理、抽象继承等方法探索转化创新的具体方式或途径,这些研究对我们今天进一步思考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和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的建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家伦理思想的内外断裂性

迄今对儒家仁爱思想的研究,仍沉浸在偏爱的情感之中,而没有经过深刻的理性机制的过滤。儒家强调人就是仁,仁的依据在人性;仁在动态的层面展示为爱,但其本质是“事亲”“亲亲”,故爱的主要精神是偏而缺乏公平;社会治理的实践以个人修身为基础。但仁的血缘性原则很难使爱的情感波及于外在的他者,这种偏爱导致内在与外在互相断裂的局面,这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本质所在,也是儒家伦理在保护社会利益方面的隐性缺憾。

儒家伦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基于对两晋南北朝的考察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由统一到分裂、再由分裂复归统一的特殊历史时期。其间,中华民族遭遇了激烈的民族冲突和剧烈的文化碰撞,但同时也加速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中华民族非但没有因民族冲突而走向彻底分裂,反而复归于一统,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儒家伦理。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儒学虽然受到来自魏晋玄学、佛教、道教的冲击和挑战,但仍是官方意识形态和全社会普遍尊奉的道德准则。随着中原丧乱、晋室南渡,儒学从中原汉文化圈向塞北、辽东、凉州、江南、岭南等民族地区传播辐射。两晋南北朝时期对儒家伦理的认同不仅加深了对政权正统观的反思,也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更为我们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镜鉴。

儒家战略管理:基于高阶儒家价值观的战略决策

本文面向“高阶儒家价值观与企业战略决策”的研究缺口,系统性探讨了企业领导人儒家价值观对企业战略管理的影响。本文从“仁”“知行合一”和“修齐治平”等儒家价值观核心理念出发,在建立企业领导人儒家价值观与儒家伦理型领导的层次化关系后,深入剖析了儒家伦理型领导对战略目标、战略导向、战略选择、动态能力和战略实施等企业战略管理活动的影响,提出了儒家战略管理框架。研究结果表明,儒家战略管理相比西方战略管理具有多方面独特性:(1)儒家战略管理是以儒家伦理为原则的“执经达权”,而非完全的随环境权变;(2)企业领导人的儒家价值观认同层次会差异化企业战略行为与经营绩效;(3)儒家战略管理具有自我循环式的动态进化特征;(4)儒家战略管理强调共同体和谐而非竞争,但同样能产生企业创新和竞争优势。本文对拓展高阶理论和伦理领导理论、建构中国战略管理理论、发掘儒家思想新时代效能均有理论贡献。文中也给出了相应的研究命题及管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