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儒家之间--思想史视域中的制度儒家

本文试图通过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来思考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以及儒家的特征。钱穆先生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切入视角,他在制度与人事之间更为注重人事,突出强调士人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但是未能充分地强调制度对人事的制约层面。而汉学家列文森则将儒家官僚制与君主制作为"理想型",从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思想史上的梳理,这种思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分析的影响。列文森是以儒家的现代命运作为基本问题意识,将传统中国向现代的转型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过于强调自宋至晚清这一阶段的思想史,忽略了秦汉以来的经学传统。在这一方面,陈寅恪从儒学内部对中国政治传统与经学关系的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理解干春松教授在《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中所做出的理论上的努力。《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以权力—真理的关系为枢纽,对自先秦至晚清儒家制度化以及制度儒家化的过程进行了内在融贯的阐述,为我们把握儒家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相对整全的视角,同时本书将儒家在现代面临的困境揭示了出来,从而使得本书兼具思想与学术的双重内涵。

文化基因与近代中国宪法变迁

宪法本非中国既有之物,而是随着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舶来。中国前立宪状态下的政权合法性基础是以"天命王权"为核心的"德命"系统,政治体制是儒家君主官僚政体。鸦片战争以降,这种统治模式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为立宪政治取代。然近代中国宪法变迁呈现出形式和实质相背离的双重特点,立宪主义精神被剥离,工具主义、文本浪漫主义和权力决断是其突出特征,而这又是由沉淀下来的"德命"系统中"上下一心"传统决定的。换言之,文化基因决定了近代中国宪法变迁的方向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