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宪政论申说

为回应针对"儒家宪政论"之批评、质疑,本文将较为系统地论述,何以将儒家与宪政勾连起来,作为一个学术范式的儒家宪政论之用意何在,儒家宪政可能的现实形态为何。儒家宪政的根本标志是循道而治,也即儒家所守护之中国价值渗透在国家生活中,至于政体之各项制度则是灵活的,可以学习自西方,也可以调用自中国古代,更可以是"以义而起礼"的自我创设。

儒家宪政主义:一个现实的乌托邦？

儒家宪政主义是近年来兴起的探讨儒家与宪政关系的政治思潮,其核心是发掘传统儒家控制王权的思想与行动,以此回应西方宪政实践的传统背景。这是一幅非常有诱惑力的政治图画,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想象力。但是,儒家在传统中国控制王权是失败的,而其教化出的民众之精神也与宪政所需要的公民不相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应在确保秩序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对此,儒家贡献甚少。儒家比较规整与踏实的出路是回归私人领域的生活儒学。

“通古今之变”:康有为儒家宪政思想的创立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启蒙大师,为解决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出路问题,康有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在学术上首创借用西学因素以"通古今之变"的论证模式;康有为首次提出宪法概念,从"仁"出发,进行了民本-民权-人权的阐释。康氏用西学对儒家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首创儒家宪政思想,即建构对国家权力有所制约的君主立宪制度,体现为传承、西化、实践儒学,给新儒家提供了智识资源,开启了后人建构中国独特的儒家宪政制度的新思维。

儒家宪政的传统与展望

儒家宪政包涵了根源性的政教关系、共同体治理体系、政体架构以及政治主体性与认同等基本宪制维度,而致力于使公共权力的运行符合宪制规则之精神。这个宪制—宪政视角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关键契机,也促使我们反思诸如封建专制、儒法关系、内圣外王、政道治道等流行的叙事套式。儒家宪政提倡一种开放、理性而彰显公共价值的宪制会话,在与古人、西方和各种思想进路的对话中促成积极的共识,而这又有赖于一种儒家公民人格的形成和拓展。

论儒家宪政主义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困境

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批学者坚持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在现代仍有价值,他们会通中西、融贯古今,创立了新儒家这一重要的学术流派。新儒家内部学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各有不同,其中有人形成了将儒学与现代政治制度紧密结合的儒家宪政主义,其理论建基于儒学自身的政治主张、历史地位和思想传统,但想要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实行则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

儒家宪政的现实与历史

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之中,有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如果说这些政治智慧表现为某种有别于欧洲的儒家宪政的话,那么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儒家宪政是残缺的礼治型宪政,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儒家宪政是否可以落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三纲为核心的礼治秩序,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宪政所应该解决的统治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宪政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但其中的政治智慧有可能通过与自由主义的审慎的嫁接,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架构之中实现创造性之转化。

“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评“儒家宪政”

蒋庆似乎确信"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并提出一套理论来阐述自己观点。这个理论自成一家,冲击性很强,迫使人们思考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既然蒋庆展开"政治儒学"研究、宣扬"王道政治"和"儒教宪政"不是纯粹出于学术兴趣,而是为了对症下药,"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理论上可能的选择维度",并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政治困境,这篇文章集中讨论他把脉认定的"病症"以及他苦心孤诣下的"处方"。

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

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儒学与宪政的非兼容性--评儒家宪政派的理论谬误

宪政是西方文化传统长期孕育的产物,作为迄今为止最具操作性、最接近人道价值的制度,仍然处在向未来敞开的进化之路上。作为文化形态的儒学在"治道"层面上或许可以为宪政建设提供有限度的技术支撑,但二者分属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和规则体系,存在着文化基因上的非兼容性。当复兴儒学的文化意向试图转向恢复儒教"王官学"地位的权力诉求时,标榜复古更新的"后新儒家"就由学术上的荒诞走向政治上的反动,所谓"儒家宪政"既是对宪政的践踏,也是对儒学的歪曲。

儒家宪政之形成及其创造性转化——从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谈起

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劢四位儒学大师联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下文简称《宣言》),常常被视为新儒家关于中国文化的纲领性宣言。本文从《宣言》谈起,分析了新儒家宪政主义的形成理路:经过儒学的内在批判,民本思想和礼治分别被创造性转化为人权和宪政。并得出结论:儒家宪政被创造性转化后,中国可以建构独特的儒家宪政模式。

当下中国新儒家之宪政诉求及其省思

当下中国的儒家宪政论有刚性和柔性之分。儒家与宪政是否能够实质性勾连,需要先对何为现代宪政这一前提性概念进行澄清,才能论及儒家与宪政间的关系问题。儒家宪政论者忽视了宪政本身的复杂性。另外,还需要对不同论者的儒家精神之内核的争辩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出,不同论者争辩背后的更深层问题是彼此所选的参照物不同,并导致判断尺度不同,进而引出普世性价值是否存在的一般性问题。儒家与现代宪政之间的可能性距离,取决于是否能从儒家精神内核中开掘出现代宪政的最基本的价值与制度性构建等方面的元素。

“中体西用”:儒家宪政思想的中国叙事——以康有为为考察中心

“中体西用”是在西潮东渐的转型期对中西文化的一种定位,是儒家宪政思想的追求。康有为提倡“中体西用”,选择渐进改良,并建构了儒家宪政制度安排:制约权力,保障人权的君主立宪制。康氏采取“通古今之变”的论证模式构建其政治图景,保持了历史连续性,反映了过渡人的文化焦虑。百年后的大陆新儒家与康氏有相似的历史际遇,行走在康氏开辟的论证道路上,如同康子一样选择了“中体西用”。康氏的儒家宪政思想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宪政模式选择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本文旨在探究儒家的当代新外王之进路。为此,本文依据历史论证了儒家之为中华性之本,进而对华夏治理之道的历史实现形态略作探讨,揭示了封建制和董仲舒等汉儒推动实现之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的宪政主义性质,以及儒家的民生主义取向和其制度原理,并据此指出,儒家是宪政主义的、民生主义的,"儒家宪政民生主义"是一个圆融而自洽的整体治理规划。

“儒家自由主义”如何可能?

随着现代新儒家中自由主义传统的兴起和中国自由主义的保守化,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对话与融合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儒家自由主义"不是现成的理论,而是一种试图融合儒家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其目的则是形成一种新的理论学说。关于儒家和自由主义二者融合的可能性,人们分别围绕自我观、自由和平等、宪政等问题展开了论证。这些论证角度不同、观点不一,展示了"儒家自由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深化了对"儒家自由主义"的研究。但总体而言,已有的讨论并没有完成对"儒家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因而"儒家自由主义如何可能"仍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重新发现儒家——秋风式“儒家论述”评析

近年来,秋风打着"重新发现儒家"和"儒家宪政主义"的旗号提出了一系列颇有争议的观点和自己对儒家传统的系统看法,可称之为秋风式"儒家论述"。其核心观点就是认为,儒家的"正名"和"三纲"观念中君臣、父子和夫妇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说是契约性的,儒家的政治义理从来都是宪政主义的,如汉儒董仲舒"屈君以伸天"的"天道宪政主义"以及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天下的儒家宪政主义传统等。我们认为,秋风式"儒家论述"的最大问题就是,采取无视中西差异而又反"历史主义"的恣意操作和混用概念的方式,以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权利、义务、自由、平等、契约以及宪政、启蒙等概念为准的,来论述和诠释儒家的伦理政治观念与思想传统。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

当代大陆新儒家,是与港台现代新儒家不同的社会思潮,在当前的社会思潮中呼声很高但是没什么实际影响力。当代大陆新儒家走的路向是,试图恢复儒家的“政治儒学”,提出了“建立儒教”“儒化中国”“儒家宪政”等众多不切实际的口号。这些政治目标,显然不切实际也脱离人们的生活。

论“春秋决狱”中的“司法审查”因子

在现存的"春秋决狱"事例中,只有一例是董仲舒直接以儒家经义对抗君主命令做出的超越法律的判决,而仅此一例又可证明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的践行,其他五例都是运用儒家经义解释实在法律,进而深化或细化法律规定、纠正法律的偏颇或者弥补法律的缺失。中国古代"引经决狱"的事例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不是枉顾法律、非法司法的司法恣意,相反,却是一个依凭"高级法"理念,通过运用解释技术进行司法造法,进而试图以司法制衡立法、限制行政的"能动司法"图景。"春秋决狱"中内含的"司法审查"因子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传统法律资源,为破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良性违宪"或"公民不服从"难题提供借鉴。

中国历史演进的自由线索

在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中,存在两条线索,一为维持皇权专制的"秦制线索",一为追求自由的"儒家线索"。秦代以后的二千年国史,基本上就是这两条线索互相交缠、较量的历史。当皇权愿意接受儒家政治哲学的塑造时,王朝的专制烈度就会降低、社会自治的空间就能得到拓展;而当儒学无力左右皇权的运作时,王朝的专制程度则会加剧,社会自治空间也受到压缩。通过对蕴含在秦后历史中的专制线索与自由线索的整理,可对费正清先生的"冲击—回应"模型论提出修正:中国近代化不仅是西方"冲击"的结果,也是内在于儒家历史的自主诉求。

典范转移:《朱熹的历史世界》与儒家政治传统

《朱熹的历史世界》向我们预示或促进了儒家政治传统研究的两重典范转移:第一重是在政治思想史领域,朝向秩序重建尤其是共治宪政主题的典范转移;第二重是在政治理论领域,朝向汲取传统政治智慧的儒家宪政主义之典范转移。从儒家政治传统的内在视野出发,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可以克服流俗的浅薄虚无,转而关注真正的政治智慧,并为政治理论的中国发展供给持久的灵感源泉。

儒家“慎独”原意是探寻独特的生命

儒家经典《论语》结构看似形散,但都有严密的体系.第一篇《学而第一》讲终生学习."學"在繁体字里,下面是个小孩,上面是两个"乂","乂"象征婴儿降生后会面临世间层出不穷的问题.《易经》"卦爻","爻"就是两个"乂",是人们用绳子绑绳头代表人生疑难,经过长期思索,哪个问题能解决就把那个结解开,碰到新问题再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