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使命和方法

政治无疑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而一切源于文化的选择都必然要依托经由社会发展积淀而形成的传统的价值体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已面临全面转型，这意味着实现社会管理的政治运行机制必须进行与之相应的调整与变革，而能够为这一调整与变革提供思想资源的、保障改革事业稳健成功推进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沃土的传统文化，这也是彰显中国特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且也只有真正了解、懂得并且立足于自己的传统，才能谈得上批判、借鉴与融合其他优秀文明成果。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核心，其所关注的重点就是社会关系与政治秩序。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文化所倡导的治理理念一直成为官方政治行为的主导意识。然而，儒家文化之大义远离中国现实社会久矣!儒家文化之真精神为种种囿见所包围，也难辨其实，须当狠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切实工夫才能把握。为此，我刊将陆续推出儒家政治哲学研究专题，希望藉由对儒家政治传统的深入研究与探讨，一方面助力中国哲学史研究重点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政治哲学转向，实现中国思想传统与当代社会现实的有效贯通：另一方面重建当今政治改革的文化自信，为破题实践困境、校正观念偏差提供建设性的思考范式与思想资源。

西方社群主义与儒家政治哲学

作为一种强调"社会本位"的政治学说,与传统自由主义学说相颉颃的西方现代社群主义学说和儒家学说之间无疑有其理论上的共通之处。然而,这种共通之处并不意味着由之可以回避西方传统自由主义学说为我们所提出的历史性任务。因此,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毋宁说肩负着双重使命:其既需要使权利政治、法制思想发扬光大,又必须积极回归于公益政治、共和精神的传统之中。易言之,不是二者之间的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二者之兼综的一种"第三条道路"、一种"后现代行政",这才是中国社会行政改革的真正归宿。

王船山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反思与重建——以“理一分殊”重释《大学》“明德与新民”关系

儒家政治哲学在明末清初经历了显著的反思与重建过程。王船山以“理一分殊”来重释《大学》“明德与新民”之关系,正是这一历程的典型体现。一方面,船山持守“明德为本”的传统解释,并指出“明德”之所以“为本”就在于“明德与新民”为“理一”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对“慎乎德”的论述揭示“新民”活动有其相对独立的原则与规范,并通过对“教化之权下移”的论述,特别是对“德化天下”的批评,体现了他对儒家政治哲学的某些反思与批判。可以说,船山通过“理一分殊”诠释《大学》“明新”关系,展现了他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反思和重建,表明儒家政治哲学自身具有的思想活力,借此也有助于思考今天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问题。

反思“国民性”:儒家政治哲学与“国民性”论题的产生

"国民性"论题本质上是对"强国之路"的设想,是以改造"国民性"的方式通达"现代强国"、摆脱民族危机的路径规划,因而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古老的思想的指引下,沿着"立人"而"立国","新民"而"新国"的思维定式,"国民性"论题被生产出来。认真清理"国民性"论题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关系,对我们反思百年来的"国民性"论题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整体性思维架构及其理论特征

儒家学派在先秦时期的诞生,既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之中,又受至上神崇拜、祖先崇拜、巫史传统以及宇宙四时转换等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儒家学派在形成与发展的早期阶段伦理性与形上性兼具。在这种双重性质的支配下,儒家在将天、天道纳入对人道讨论的思维架构中时,还实现了对于人具有宇宙本体论式价值与意义的积极挖掘与显扬。与儒家这种宏阔而整体性的思维架构有关,先秦时期儒家政治哲学整体上呈现为德性特质与政治伦理化、家庭主义与天下情怀、执两用中与改良立场这三大重要理论特征。先秦儒家这种带有综合意义的政治考量方式,不仅影响了后儒尤其是宋明理学家对于政治文化方面的理论构建,而且对于传统社会政治事务处理与政治体系运转也产生了切实而又长远的影响。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多重进路

围绕着如何实现儒家三代之治理想政治以及如何达到至善社会的问题,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展开了多重进路的思考。孔子政治哲学的理路是既重视仁、又重视礼,既重视收拾人心,也重视重建秩序;孟子则侧重于内在之仁,将政治内向化,用政治主体内心的道德意识(仁心)来解释政治事务并强调仁心对于政治事务的无可替代性;荀子主张泛礼化的政治,用礼来解释政治活动,强调礼的规范对于政治的意义,将政治与儒家礼学典制结合起来,以此来保证政治的合理性。

中国正义论:儒家政治哲学复兴的新向度

尊敬的黄老师、各位同道,下午好!我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儒家政治哲学复兴的新向度——评黄玉顺＂中国正义论＂》。＂儒学复兴运动＂是黄老师提出来的,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儒学进入复兴期的一种标识性概括。

儒家政治哲学的活水源头——论民本原则的价值性及其普适意义

我的发言题目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活水源头—一论民本原则的价值性及其普适意义＂。我试图对中国儒家政治哲学中具有强大理论生命力的＂民本＂观念做一个我的理解和分析,从而阐释民本原则作为人类政治价值原则的普适意义。

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公共性优先价值序列论

传统儒家思想内含着公共性优于个体性的哲学确定。这种思想结构,主导着中国政治哲学传统。儒家以公为本,从国家治理的现实向度和形而上的超现实向度论证了公共性优先的主张,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思想。在国家权力的支撑下,这种公共性优先的价值序列成为主流规范性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

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

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姜义华１９２４年１至３月孙中山在广州所作的民族主义演讲中，特别褒扬《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一再说明“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欧美的国家近来很...

康有为与儒家政治哲学的重构——青年学者蒋孝军新著《“群”与“独”:个体性问题——康有为政治儒学研究》研讨会

刘增光：今天我们在一起讨论和康有为有关的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知道,近十年在文、史、哲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就是康有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张旭老师曾经用＂新康有为主义＂概括这样一种研究现象,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康党＂,这种说法就比较形象了。

论儒家政治哲学的制度之维——以封建郡县之辨为中心

封建郡县之辨生动展现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制度维度。从儒家政治哲学的视角看,依据各个制度的组织原则以及封建要素与郡县要素之间的交互融合程度,可以将历代封建郡县之辨所关涉的制度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封建制、郡县化封建制、封建化郡县制、郡县制。封建制与郡县制容易造成较大的政治危机,无论“其专在上”还是“其专在下”,都不利于维系共同体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因此,能够更好地平衡仁与义、家与国、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的郡县化封建制和封建化郡县制在整体上要优于另外两种制度。而在内部稳定和外部威胁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历史上的中国政治制度最终演变为某种程度上的封建化郡县制。

论当代儒家政治哲学中的“综合儒家”

在本书中,牟宗三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他的新儒学的中心主题之一,是儒学需要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他称之为“新外王”,它更易于成为一种“新政治学”,以更好地实现“内圣”.我相信,对于儒学的追求来说,牟的方法是正确的;特别是他的“自我坎陷”的观念,那是至关重要的,我将在第二章给予全面深入的解释。

国民政治儒学——论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之后发生了一些转变,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变化最大。因为社会的变动,使得传统的儒家文化不再适合当今的政治理念,国民政治儒学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已经成功转型。国民政治儒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是突破了传统儒学政治理念的产物。

论“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

"道之以德"和"为政以德"是孔子对古代"政以治民"和"政以正民"的重大改造。古代儒家强调政治德行对于政治过程的重要性,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道德教化,坚持以美德为政治的基础,以善为政治的目的,以仁贯通于政治的实践。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条件下,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当代东亚政治的权力腐化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

贤能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面向——以《荀子》的论述为例

春秋末期，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一般的说法是“礼崩乐坏”，事实上是国家形态和政治秩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原来建立在血缘和宗法基础上的分封制度逐渐解体，而诸侯国越来越趋向独立。在政治权力层面，则呈现为由相对独立的各级贵族政治向权威的分层系统转变。许倬云把这样的过程描述为“新型国家”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诸侯国的国君们逐渐削弱强宗巨室的政治权力，改为选派家宰去管理以前相对独立的封地。如此，贵族阶层逐渐失去其权力和责任，而改由一批职业性的官吏来处理行政事务，“而且君主也要很好地驾驭这些人以防止他们危及国君之位。为了提供这些官员，职业教育就成为了必需。在战国时期，这类新型国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拥有一批组织有序、训练有素的职业官吏”。（许倬云，第112页）

晚清“翼教”思想与儒家政治哲学——以《朱蓉生侍御答康有为第一书》为中心

晚清维新变法时期,以朱一新为代表的"翼教"派思想家极力反对康有为维新派的变法活动。长期以来,"翼教"思想尚未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翼教"思想不仅揭示和反映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深远关切,而且也揭示了政治哲学的基础性问题。在"翼教"思想看来,哲学与政治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作为政治基础的思想应该"平实"而不是"虚无";思想家个体研究的"学问"与作为政治基础的"学术"有着显著区别,所以当思想家面对政治的时候,必须谨慎节制地对待思想及其表达;政治必须要有一个可靠而坚实的基础和土壤,任何政治实践切忌破坏之,否则将导致政治品质的败坏等问题。研究"翼教"思想,对于深入了解儒家政治哲学和反思现代政治哲学都有重要的意义。

儒家政治哲学的人格指向——以君子人格为例

"理想的社会应该由什么样的人组成",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思想史上,儒家政治哲学对于这一问题有着丰富的回答。以"君子"人格为例,"君子"不仅是个体的修养指向,更是公共生活中对人的要求,具有公共性、导向性、规范性和评价性等政治哲学意义。研究儒家政治哲学,有必要关注理想人格观念对于儒家式公共生活的意义。

儒家政治哲学当中的“情之本体”——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谈起

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研究只关注"硬化"的政治结构问题,而忽视了孔氏中国的千年政治得以软性运作的"软实力"。实际上,儒家政治哲学的经验论基础就是一种"以情为本"的私域经验。本文从如何理解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谈起,肯定了情感在"推爱"当中的重要功能,进而梳理了儒家政治哲学之"情"的基本规定,并从"性情之辩"与"儒墨之分"两个角度来勘定"情"的主要属性。由此可见,儒家政治哲学就是以"情之本体",更确切地说是,以情之"生成本体"当作基石的,这也是同西方政治哲学最深层的差异。儒家"情哲学"的当代价值就在于,可以由此来应对"新自由主义"的原子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无情主义之两种相争倾向。

古今断裂与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转折——以汉宋对《论语》“温故而知新”的诠释分歧为中心

汉宋对《论语》"温故而知新"呈现为两种不同的解释。汉代以宏观外在的"古""今"解释"故""新",宋代则以微观内在的个体阅读经验的"旧""新"先、后来进行解释。前者强调对历史与现实的尊重与继承,后者则强调个体精神与心灵的创构与想象。儒家政治哲学在宋代发生重要的转折,造成历史上古与今的断裂,相续一贯的历史也由此发生"终结",导致政治变革不再强调对客观历史的尊重和延续,而是转而重视主观内在的精神和心灵。宋代儒家政治哲学的这一特性经过长期的酝酿含蓄,最终在近代与西方的启蒙哲学汇合交织,共同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政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