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文书杂字类文献所见儒家教化思想的社会化

我国古代社会推崇儒家文化,十分重视教化思想,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思想家推行教化思想,并将其视为培养个人德行修养、维护社会安定以及谋求国家发展的重要措施。然而,儒家思想如何深入到民间,使其普及化和社会化,从而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其基本途径是蒙学教育。太行山文书收录的杂字类文献是传统的民间蒙学教材,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儒家教化思想,它通过教授识字的方式将儒家思想传递给童蒙百姓之中。这些杂字类文献在蒙学文化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促进了儒家思想的社会化发展。同时,这一教化理论对于当代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及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儒家教化思想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及路径

儒家教化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道德价值资源,能够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丰厚的价值引领、思想滋润和路径参考,并能够在实践理念、建设目标、主体内容以及养成路径等方面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通。因此,在新时代,如何让儒家教化思想得到传承和发展,进而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凸显出最大的价值,这是需要引起关注的宏大命题。

儒家教化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包含了对儒家教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教化思想内容中的重视道德教育、灌输自省并重和现实教育思想,对于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具有借鉴价值。

儒家教化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儒家教化思想以"人性论"为依据,以"成己成物"为目的,以"礼乐"为主要载体,其蕴藏的丰富内涵直至今日仍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在当今高校教育理念不断变革、学生综合素质亟需提高的形势下,深入挖掘儒家教化思想对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拓创新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试论儒家思想教化的历史经验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儒家思想教化之所以能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与它在历史中积累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教化方法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儒家思想合理内核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尽管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存在本质不同,二者在具体内容、历史条件等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教化和灌输对象同为中国民众这一点没有变,中国民众接受思想灌输教化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相似性和继承性。儒家思想教化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于我国古代儒家教化思想的几点认识(下)

(三)西汉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汉代董仲舒首先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思想,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用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汉代思想家继续探讨人性问题,但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先秦的四派~([9])到汉代归于一派。他们都主张有善有恶论。他们的见解逐渐趋向"性三品"说。下面重点讨论董仲舒的人性论。

儒家法律教化思想与唐代司法

中国古代社会的司法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既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专门司法机关,也没有专职司法人员,但在适用法律审理具体案件上却有着类似的做法。不仅如此,受儒家法律教化思想的深远影响,中国古代的司法还发挥着重要的教化功能,这在唐律的实施和唐代的司法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中央司法方面,由于唐代君王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其司法观念无不带着儒家法律教化思想的痕迹,从而在案件的审理中得以体现;在地方司法方面,由于地方官员大都深谙儒家经义,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无不反映儒家的法律教化思想。从具体的案例来看,唐代不仅“依法断案”,而且在唐律的实施中自觉地伴随着儒家法律教化思想的运用。由此,唐律的教化功能在唐代的司法中得以实现。

儒家法律教化思想与唐代立法

以“德礼为本”和“刑罚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唐代立法是儒家法律教化思想的具体运用,而儒家法律教化思想对唐律制定的影响不仅体现为立法指导思想上的教化因素,也体现为具体法律制度上的教化因素,还体现在唐律立法技术的具体运用上。唐律的制定全面体现着儒家的法律教化思想,从而使得唐律具有了浓厚的教化色彩。作为儒家法律教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唐代法律教化思想不仅对唐律的结构和内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使得唐律具有了鲜明的教化特色和教化功能。

“明刑”何以“弼教”——唐律教化功能研究之一

受中国古代社会教化传统的深远影响,中国古代的法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法律教化思想,特别是受儒家法律教化思想深刻影响的唐律,更是达到了顶峰。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律的教化功能首先表现为“明刑弼教”。在唐律中,“明刑弼教”体现在国家、社会和家族三个层面,并构成了一个体系。由此,唐律的“明刑”很好地起到了"弼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