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法治:学理可能及其现代生发

儒家是不是法治论者,或者儒学是否蕴涵有法治理论,这是时常被忽视但又确可深究的理论问题。相比而言,法家法治在法治与功利之间构建起逻辑严整的体系;民主法治在法治与权利之间构建起相辅相成的体系;儒家法治则在法治与道德之间构建起体用兼备的体系,可谓一种尤为独特的法治类型。现时代重新审视儒家法治及其学理基础和生发可能,可以将中国文化传统维度引入法治视域,由此洞察为法家法治和民主法治所忽视的一些方面,进而为现代中国的法治构建开拓新的维度,具有现实意义乃至世界意义。

论儒家法治思想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影响

学界通说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是以刑为主,诸法合体。中国的法制史其实就是一部刑法史,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主要就是刑法思想。中国古代,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儒家法治思想,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论述了儒家刑法思想的基本内容,指出儒家的伦理道德很多被转化为刑法规范,对立法、司法以及守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德治与法治相容关系的理论证成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作为一项政治原则久已列入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并得到延续性强调,但学界对德治与法治是否具有相容关系仍缺乏理论共识。德治与法治不仅在抽象意义上具有逻辑上的相容关系,也在历史经验语境下具有理论上的相容关系。一般意义的德治与法治在概念分析维度并无必然矛盾,二者的关系是逻辑上的相容关系。从历史经验的语境看,儒家德治观体现了中国传统德治理念的精髓,现代德治应继承传统儒家德治思想核心理念并予以建构性诠释。经过建构性诠释的儒家德治观不仅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也足以成为实质法治建设的价值观基础。

给法治以恰当位置——儒家之法治观

从儒家看法治,或者儒家与法治的关系这个主题,初步有三点看法:第一,儒家是主张法治的,相反,法家与法治南辕北辙。第二,法治仅为儒家治道之一端,而绝非全部。只有在此完整的治道中,法治才能正常运作。第三,百年中国追求法治的过程实际上是反法治的。通过对上述三点的论述,得出结论为:中国如欲得到法治,就必须回归儒家;以儒家为本,中国才有真法治。

略论诸葛亮内儒外法的治蜀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三国是中华文明史的一段插曲,是凭以建立法家寒族之政权取代儒家士族之政权的一股"逆"史潮流。魏、蜀、吴三家终归士家大族司马氏,历史再次回归正轨。诸葛亮作为这段插曲的杰出历史人物,其作为蜀相在长达14年的治蜀过程中包含着大量的内儒外法思想,即以正统儒家思想为核心、法家思想为手段的治蜀体系。这套思想体系在治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安民、治军、理政等一系列治蜀举措中收到良好效果。文章先从诸葛亮所处时代形势、家族教育和个人历练出发论述其治蜀思想的形成渊源;其次着重阐明治蜀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德""法"双治这两条主线展开;最后通过分析这种内儒外法的治蜀思想,进而给当今国家社会治理带来一些有益启示。

儒家治国理念的时代价值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倡导'为国以礼'、'以德治国'、'贤人政治'的治国理念作为先秦儒家文化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不仅是中国封建时期法律思想的基石,影响着封建法律制度的构建,也因其历史上的功过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有所启示。当前,中国要想把传统的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并有效运用于国家治理、法治建设之中,必须以唯物主义的观点传承并弘扬儒家文化(思想)。在批评的继承中加以扬弃,在继承传统、着眼当代、开创未来的意义上将儒家的智慧运用于我们的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