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社会主义”论析

“儒家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与西欧和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比,诞生时间早、经历时间长,对古今中国的影响恒久深远。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其高端纲领——大同社会论,及其低端纲领——小康社会论。“儒家社会主义”是宝贵的民族精神遗产,既有其理想的光辉,又有其空想的色彩。历史证明,惟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和谐进步的科学发展理论方为当代中国践行必胜的思想道路。

“儒家社会主义”评析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一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曲解和误读,所谓"儒家社会主义"就是其中的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扎根于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是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不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提并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下的儒家社会主义

儒家思想中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是儒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主旨,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不断追求的理想社会。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看,儒家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既存在本质区别,也有密切联系。面对当前不断出现的用"儒家社会主义"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舆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继承儒家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儒家社会主义研究

儒家社会主义是以孔子的"大同"为社会理想模式,主张实现天下为公、实现社会和谐公正,实现人类平等发展问题的意识形态。自从儒家社会主义被提出以后,一直为历代思想家和人民群众所重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在当代,有学者将儒家社会主义误读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此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对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有很大裨益;儒家社会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生产力问题、实现社会理想问题上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儒家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可以起到学术价值和精神价值方面的积极功用。

儒家社会主义:现实性抑或乌托邦?——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超越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儒家社会主义"有其内在积极价值,其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理念根基,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善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但"儒家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其理论根基也缺乏对人民主体性的正视,自身也缺乏科学的实践发展路径,这决定了其本质上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基本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制度、依法治国方略和"三步走"发展战略,实现了对"儒家社会主义"的超越。

儒家社会主义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社会主义思潮自清末进入中国,其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便成为学界探讨的重要议题。从总体的梳理考察来看,探讨主要集中在儒家有没有"社会主义"、儒家如何接引"社会主义"、现当代新儒家的社会主义观等。儒家社会主义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偏颇之处,有待在元问题、历史性、意义域等层面作进一步系统化研究。

儒家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美丽的空想

儒家社会主义作为儒家与社会主义兼容性的产物,一方面,它包含着一些"社会主义"元素,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相似之处,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精神价值。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体制的依托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不断巩固,加之儒家社会主义论者提出的一些王道政治方案缺乏理性科学的依据,丧失民众认同,这都注定儒家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美丽的空想。

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神话:儒家社会主义,还是儒家自由主义?

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神话是指儒家教育被提炼为一种具有观念霸权地位和政治设计激情的教育观念,并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情境建立起一种相互调适性的意义关系。具体而言,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自由主义构成了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建构的两种路向。在儒家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神话中,儒家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出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现代儒生;在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神话中,儒家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出具有自由民主意识的君子公民。然而,无论是儒家社会主义,还是儒家自由主义,其在社会实践上均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儒家教育革命与社会革命,在学科实践上可能会导致儒家教育研究陷入固定的理论言说方式与儒家情结之中。鉴于此,实现儒家教育研究的去政治化、去理想化和去激情化,从而回归日常的教育现实和理性的研究态度,是破解当前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重要路径。

儒家社会主义，还是儒家自由主义？--从徐复观看现代新儒家“平等”观念的不同向度

现代新儒家通常都既承认礼教与平等价值之间的断裂,又着意于从儒家传统出发去解释现代平等观念。它涉及复杂的系统,也呈现出不同的向度。作为"激进儒家"的徐复观,对不平等表达了强烈的抗议,虽然像其前辈熊十力等人一样,以"性善论"为平等的形上基础,但却更着意于将平等的形上学转变为平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其法权平等的观念对于儒家维持特权、等级和权威主义的传统有所突破,通过对"德治"理想的改造,试图实现君主主体到人民主体的转变。这种儒家自由主义由于其产权理论和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更为彰显,同时也与熊十力那类主张公有制、且自上而下垂直运用政治权力的儒家社会主义表达了不同的向度。

不可将“儒家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提并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儒家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二者不可相提并论。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义利之辨”的经济史展开与近代中国经济学说构建——陈焕章的“理财学”“生计史”和“社会主义”

“义利之辨”在思想史上有“儒者第一义”之称,但它在近代中国“经济史”创作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它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上的意义,特别是与早期社会主义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究。晚清民初儒者、经济学家陈焕章通过“义利之辨”的经济史展开创作《孔门理财学》,认为“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生计史》”,基于时势构想了植根儒家传统以政制为中心的理财学。本文试图分析陈焕章借鉴德国历史经济学派写作方式,会通经典世界的理财学与历史世界的生计史,以“义利之辨”为主旨构建基于“家”的社会主义,反映了唯物史观被引进和社会经济史范式成型之前本土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方式。

中国式现代化和儒家文化的未来

近代以来,对于儒家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文化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不能适应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需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儒家文化本身蕴含着现代性基因,只有继承乃至“复兴”儒家文化才能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现实问题。而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理论和实践分野以后,也出现了“儒家资本主义”和“儒家社会主义”的分歧。与儒家资本主义相比,儒家社会主义肯定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契合和结合,但是儒家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儒家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对儒家文化在中国发展的未来,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但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以物质生产发展为基础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兴盛和繁荣,而不可能是单纯的儒家文化“复兴”。

论当代中国政治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年来,儒学在其强劲复兴的过程中,呈现出从心性儒学不断走向政治儒学的明显趋向。面对西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公民社会等现代性政治理论,儒家开始根植传统,立足中国现实,重新建构出儒家新王道论、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民主政治论等系统而多元的政治儒学。如果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够从政治儒学之中取长补短,切实增强自己的理论说服力和现实活力,那么将不仅可以促进政治儒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可以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试论国际共运视野下的全面从严治党

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共运进入了低潮,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全面从严治党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与深刻反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最新成果,为当代国际共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提出有力地回击了"历史终结论"和"儒家社会主义"错误言论,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孕育着新的发展。

《马克思进文庙》的现代启示

孔夫子"摩登化"是一种时尚,是时代浮躁症的表现,对此郭沫若的《马克思进文庙》早就进行了讥讽。这篇小说具有学术性,预见性,美学价值等特点。对孔子和马克思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有着艺术化的描写,在今天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章太炎超人哲学的逻辑结构与思想脉络

章太炎除了主张文化复古的齐物哲学,还主张激进革命的"超人超国"学说。其超人哲学涉及《独居记》《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三篇核心文本,分别阐发从小群脱序向大群接序的机制、佛教救世道德、儒家社会主义平等观三项要素以及反传统的革命者、修行无生主义的超越者、克里斯玛领袖三重超人身份。在更宏大的思想史背景中,超人哲学揭示三个问题:一是社会运动的领导者是克里斯玛型超人,二是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是"匮乏"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三是社会运动的终极目标是作为思想实验的革命乌托邦,而革命乌托邦之所以不能实现是因为社会秩序与动力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