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与“第二个结合”

儒家经典是中国最古老、影响最深远的文献,是中华文化的根、魂、源。儒家经典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精粹的内容,成为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是我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依据。在长期的教育和教化活动中,经典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许多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至今仍具有超时代、超地域的实践价值。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自然应当从经典入手,对经典中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观念,进行深入阐释和现代发扬,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现代化。

大学思政教育中儒家经典对学生道德修养的影响研究

儒家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仁爱、孝道、礼仪等传统价值观念,并以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理念。这些经典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培育良好社会公民的重要渊源。大学思政教育中融入儒家经典能够提升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和行为规范意识,为其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道德基础。

渗透与消解:儒家经典视域下的明清小说

儒家经典是各个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精华的汇集,“经学”则是不同时代儒生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反映了儒家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衍化。明清时期,一方面,儒家经典及“经学”对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明清小说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正统观念作出了修正乃至背离,消解了儒家正统观念对于“经”的释义。这一时期,作家们对儒家经典及“经学”的不同解读制约和影响着小说创作,使其呈现出多彩的奇观,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宝库。

清代蒙译儒家经典对内蒙古社会与文化的影响

清朝政府为巩固国家统一和促进社会治理,设置了专门的翻译机构和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翻译制度的完善,为蒙译儒家经典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康熙朝开始,大量的儒家经典被翻译成蒙古文,并传播至内蒙古地区,使民族语言文字学和翻译学获得长足发展。清末蒙译事业的发展达到巅峰,儒家文化对内蒙古地区的社会文化,特别是对语言文字、思想、教育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媒体语境下儒家经典传播策略研究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时代进入了巨大的变革,如今的社会传播方式也步入新媒体时代。在此契机下,新媒体的兴起为儒家经典文化在更广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机遇,通过技术翻天覆地的革新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文化传播实现了突破,儒家经典文化在新媒体语境中呈现出非凡的新活力和新特性。文章将数字技术与儒家经典文化资源有机融合,使儒家经典文化资源信息化、数字化,并提出相应的传播管理策略,以更好地适应传播环境的变化,有效推动儒家经典文化在新媒体语境下的良好传播。

学为“人师”:儒家教育经典的“为师”话语之析与传统教师发展之道

师德师风是教师评价的第一标准,而建设新时代教师队伍、强化师德师风还需扎根传统文化土壤。中国教育学的四大源泉——《论语》《孟子》《荀子》及《礼记》等教育经典具有丰富的道德教育理论资源,其对教师的要求集中收录在“为师”话语中,认为“人师”是传统教师发展的最高之道,且具备最高师德。通过梳理“为师”话语发现,为“人师”者,“君道”和“师道”互通;其目的和作用在于“正礼教化”,其权威和地位始于“尊严师道”;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最高境界,“人师”需在为人、治学和从教三方面修养德性并践履于教育实践中。因此,为推进中国教师发展,应大力培养“人师”,彰扬“人师”内核以守师之道、涵养“人师”德性以成人之善、力行“人师”要求以固教之本。

21世纪儒家经典教育目标的新探索

21世纪儒家经典教育需要明确其教育特质和教育目标,为其自身重新定位并找到重新回归中国教育以实现儒学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径。儒家经典教育是一种整体发展观下的成人教育,内在隐含着对具有主体性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人格养成的教育感化需求。儒家经典教育的关键是开展思维方式的训练,责任是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目的是养成理想的君子人格。儒家经典教育目标的新探索是构建贯穿国民教育体系始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早期儒家经典关于火灾和消防的记述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修史的民族,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绵不断,有赖于历代国史的编修。历代史学家又继承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修史传统。在早期的儒家经典中,对记述火灾和消防贡献最大的是《春秋》和《左传》。春秋时期,各国都设有史官专修国史,但保存下来比较完整的,只有《春秋》一部了。

从春秋战国儒家经典剖析武术教育养生之道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学术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形成,儒家文化涉及诸多领域,在保体延年教育思想方面更是有着重要的内容体现。儒家长久以来在伦理道德和涉世处事方面的规范,以及“仁德”“中庸之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等儒学思想宗旨,对中国武术养生修身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教师幸福感提升的路径探寻——基于儒家经典的教育干预研究

文化对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基于儒家经典的教育干预对提升教师作为"人"和作为"教师"的全面幸福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的准实验设计,对161名中小学教师的主观幸福感与职业幸福感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实验组教师经过为期15周的教育干预,其内在生命状态得到改善,幸福感有效提升,且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职业幸福感;教育干预对低职业幸福感水平教师的干预效果最佳,自我反省与和谐关系是教师幸福感提升的重要路径。据此,应秉承学以成人的理念,深入挖掘儒家经典对教师幸福感提升的重要价值;遵循修己达人的路径,引领教师在自我反省与和谐关系中获得幸福体验;回应不同教师群体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促进教师幸福感提升的干预方案;积极回应时代与教师发展需求,探索适合中国教师的生命成长和幸福之道。

儒家经典“庶人之议”的本质属性和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关注"庶人之议"的政治功能。在儒家经典及其注疏中,有一批涉及平民百姓之议的思想材料,诸如《洪范》的"谋及庶人"与《论语》的"庶人不议"等。从君主制度的一般规定性和理想化的政治决策模式的角度,系统考察这类思想材料的宗旨、内涵和逻辑及其对帝制的影响,有助于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儒家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本质属性、基础框架和历史价值。

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者,抑或叛逆者？

耶稣会士在十七世纪翻译的"四书",以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为底本,并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做补充。他们声称,《四书直解》更符合先秦儒家的思想,也更符合真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四书直解》与《四书章句集注》有何不同?他们赞成《四书直解》什么样的观念?耶稣会士有没有正确地把握《四书直解》的某些观念?他们有没有正确地翻译,或者背离原文?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莫使百年回归成复古——关于儒家经典重归国民教育的思考

1912年1月19日,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签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布＂读经科一律废止＂,儒家典籍从此退出中国中、小学生课堂的圣典地位,迄今正好过了一百年。去年,山东省在全国率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并已编出多版教材供中小学生使用。

《礼》经附庸,蔚成大国——《礼记》的思想价值及其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原本不在儒家"五经"之列,只是附属于"五经"之一《仪礼》的一部礼学资料汇编。由于小戴《礼记》中蕴含着丰富而重要的思想价值,因而先是于曹魏时被列于学官,设博士;后又于唐代撰作《五经正义》时,被升格为"五经"之一,取代了《仪礼》的"五经"地位。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礼记》一书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礼记》最全面、最集中、最系统地论述、阐释了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天道人伦观念、心性教养的途径和原则等等。可以说《礼记》一书是儒家思想精髓和核心价值观的最主要的载体。历史上,《礼记》一书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礼记》所蕴含的"天下为公"的社会政治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以及其他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理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的译介

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瑰宝,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明清之际,天主教来华耶稣会士为在中国顺利传教而附会儒学,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介到到西方,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四书"、"五经"为基本研究本体,将先秦儒家经典的译介时间界定为"学习""化用"和"研究"三个阶段,探讨儒经译介的"文化适应"背景,分别梳理"四书"和"五经"的译介历程,分析儒经译介对当时西方社会变革的影响,力图重现这段重要的"东学西传"翻译史。

埃兹拉·庞德对儒家经典文化误读与挪用之根源探究

埃兹拉·庞德一生推崇中国文化,孔子、儒家思想是其翻译和创作的重要源泉,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然而,在如今后理论时代,在"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标签下,庞德对儒家经典文化的误读和挪用饱受诟病。本文旨在寻找庞德对孔子及儒家文化误读与挪用的两方阵营之外的一条客观评价之路,探究他对儒家经典文化误读与挪用的根源,并通过东西方宗教与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来揭示庞德是抵制西方"两希"文明的哲学思潮而转向从东方尤其是孔儒经典中寻找济世良方。

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

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古代科技知识 ,甚至还有专门的古代科技著作 ,而且 ,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 。

刍议组织医学生开展诵读演说儒家文化经典活动的重要意义

由孔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和大师创作整理的儒家文化经典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组织医学生诵读演说儒家文化经典活动不仅能够使当代医学生更好地学习、感悟、体验、领会、把握儒家文化精神要旨,激起他们对儒家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培养提升他们的传统文化素质素养,而且能够培养他们的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怀,培育他们的团队意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增强他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也可丰富活跃大学校园文化,深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改革,提升本课程的教育教学效果。

译者主体性观照下的辜鸿铭之儒家经典英译

辜鸿铭是儒家经典英译史上第一个中国人,其译文流畅、丰润,融合了中西传统文化的精华。如果按照传统译论的语言层面对等转换原则去分析辜鸿铭的译本,他的翻译是不忠实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译者的关注为翻译批评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翻译这项复杂的活动中,译者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辜鸿铭的翻译进行系统研究,对他"不忠实"的翻译做出合理的解释,并从中探讨中西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

国外学者儒家经典研究的词频分析

本文以EBSCO数据库儒家经典的研究论文为数据来源,借助计算机应用系统,对论文关键词进行挖掘、整理,建成关键词词频数据库,采用词频分析软件,应用词频分析方法,对主题词词语进行多途径、广角度的系统性、综合性比较研究。探讨国外学者儒家思想研究的异同点,跟踪和了解国外学者儒家经典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旨在开拓研究国外学者古典文献研究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