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美德法理学论纲

儒家的道德思想可解读为一种温和的美德伦理学,既强调行为准则礼,又将个人品质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儒家美德法理学是受儒家道德思想启发而发展出来的当代法律理论,以礼、正名、义和仁四个儒家根本理念为基础。在规范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将和谐(社会层面的协调性和谐与个人层面的自治性和谐)看做是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法律应当提供一个制度性框架以促进公民美德的发展。在实在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从功能论的角度解释了法律如何指引公民的行为,并对评价性概念的适用和法律指引人们行为的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以此为前提,儒家美德法理学要求法律中的评价性概念和法律的内容能够被具有"义"美德的公民所内化,以令法治得以良好运行。

儒家美德伦理融入大学生德性养成的多维价值分析

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文章首先阐述了相关背景,然后论述了儒家美德伦理的精髓,最后从社会精神动力、高校德育工作理论、高校德育工作实践三个层面分析了儒家美德伦理融入大学生德性养成的多维价值。

试论当前“儒家美德伦理学复兴说”

美德伦理是当前伦理学领域的主流思想之一。在西方美德伦理学复兴运动的影响下,近20年来在伦理学界兴起了一股以西方美德伦理学研读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学的学术潮流,我们称之为“儒家美德伦理学复兴说”。到目前为止,这股潮流仍然显示出了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形成了“中西比较”“以西释中”“以中应西”三种研究路向,分别以学者余纪元、陈来、黄勇为代表。他们将儒家伦理作为一种美德伦理,在中西比较视域下对儒家美德伦理进行了解读,在展现传统儒家伦理学当代价值的同时,也是在极力实现儒家美德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

儒家传统美德的传承与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以山东理工职业学院为例

工匠精神是一种精神,属于文化范畴。高职院校以高技能、高素质人才为培养目标,高度重视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工作。可以借鉴儒家传统美德教育资源,比如修身、立志、重义、崇智、尚礼、尊师、诚信、敬业等,丰富高职学生人文素养教育内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工匠精神的培育工作。

中外美德伦理学对比视角下职校美德建设的启示

职业美德教育既是社会从业人员在职场活动中应当接受的教育,又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当前从职业院校到社会都过于追求功利价值,缺失了对人性发展的关照,更不符合职业教育要"注重内涵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本研究从国外美德伦理学关于美德、品德、行为规范等的规定角度,对比中国儒家伦理想对仁、义、礼等的不同释义,提出提高职业美德教育主体美德涵养等方面的对策建议。对于加强职校生美德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意义重大。

论孔子美德教育思想现状与有效发展

美德教育思想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精神内核和理论基石,也是儒家追求的最高道德原则和人格理想。其核心要义及现实价值则体现在为解决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指导。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其修身养性和实现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思想方面引领着人们正确的实现为人处世之道,同时在实践中也体现了道德的重要性。

“红医精神”中的美德伦理意蕴

红医精神是中国特有的医学伦理思想,是蕴含了信仰信念、道德情操、技术要求等多种元素的思想体系。红医精神中包含着深厚的美德伦理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美德伦理的视角看,它符合马克思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式的美德观,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善,倡导为了实现这种善而奋斗献身;从西方传统美德伦理的视角,它符合美德理论中对伦理德性的界定。特别是关于“幸福”的论断可以对其“越是艰苦卓绝的环境越能被激发”的特点提供解读依据;从儒家美德伦理的视角,红医精神深受仁、义、礼、智、勇人格,以及注重气节,不惧生死,以身殉道等伦理要求的重大影响。红医“美德”的价值在于追求“至善”的动机,能够使执行者产生比普通医务人员更强大的道德自律和情感动力,不断自我超越,为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保驾护航。

关于桑德尔论共和主义德行的思考——对《民主的不满》的评论

桑德尔《民主的不满》一书的主要观点和立场,基本上是我们所赞同的。但是,桑德尔此书所描述的美国200年来共和主义的德行主张却可以讨论和质疑,即共和主义的德行论未能区分公德与私德,强调公民德行而忽视人的德行;带有浓厚的新教特色,而未能涵盖基督宗教的善人伦理,未能在谈及公民德行的同时说明共和主义所理解的基本价值。因而美国历史上的共和主义强调的德行还是有局限的,即未能广泛涉及个人完善的德行,与之相比,儒家的德行主张更厚。

孟子人性发展观及其法理意义

每一种法律与政治理论都以对人性的根本看法为起点，孟子的自然主义性善论提供了不同于“理性人”的人性学说。结合认知科学的最新进展，由孟子自然主义人性论道德哲学中可尝试提炼儒家规范美德法理学主张。这种规范美德法理学不同于传统的伦理自然法和自由主义权利法理学，它把公民美德的发展与实践作为法律的核心价值，主张国家应当通过法律为公民个人美德发展与实践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持。它不但批评了通行的现实主义人性观，更为寻找自由法理学和伦理自然法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提供了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