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与儒家诗教视野中的文体问题:废名、张炜合论

现代作家论“兴”者众多,周作人、刘大白、朱自清、闻一多、梁宗岱等,各有立论。当代作家论“兴”者极少。作家以外,论“兴”者皆是学者。即便作家如朱自清论“兴”,也往往从现成化的角度入手讨论,学者意味浓厚,未能将“兴”置之于生命生活本身来领会。作为对“兴”领会最深入的两位作家,废名和张炜都以回到孔子的方式重述了儒家诗教,恢复审美先于伦理的直接性,以此规避了汉儒解经以来对诗三百的附会。

从“禽声”到“钟鼓”——《关雎》与儒家诗教的礼乐精神

《关雎》在《诗经》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其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诗经》首篇的特殊位置,更在于它所折射出的儒教诗教与礼、乐的内在关系。具体而言,《关雎》一诗的展开过程就是礼乐的呈现过程,诗、礼、乐三者共同指向了儒家视野中的君子人格和审美理想。《关雎》是以诗歌的形式折射出儒家审美精神的重要特质,体现出孔门诗教的礼乐内涵。礼乐精神融贯在诗教之中,内在地规定着诗的言说方式和情感状态,这也构成了整个儒家美学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指向。

左翼传统与儒家诗教——李建军文学批评的理论误区

李建军对路遥的褒扬体现了其批评原则的基本尺度:人民性的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方面复活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阶级性的当代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却没有在阶级/意识形态领域中深入下去,转而向更久远的儒家诗教寻求理论支持。这种以中国传统儒教诗学为核心的狭窄的道德批评,不仅扭曲了路遥的文学价值,也不利于当下文学的健康发展,最终只能导致文学的封闭与枯萎。

从韩国古典诗话看儒家诗教之印迹

韩国古典诗话秉承儒家诗教 ,认为诗歌有很强的社会作用 ,强调诗歌要为社会现实、为政治服务 。

从儒家诗教到“超功利说”——西方启蒙美学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矫正

中国传统美学受儒家诗教的影响,总是把审美与道德纠缠在一起。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从西方引进美学,形成了支撑美学学科的独立原则:“超功利性”和“形象的直觉”。这两个原则不仅支撑了中国独立的美学学科,把美从道德的纠缠下解放出来,而且承担了新文化运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启蒙使命。

汉武帝与儒家诗教

“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学术研讨会由本刊编辑部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于 2 0 0 2年 4月 2 0日——— 2 2日在北京联合举办。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4 0余名专家学者就中国诗歌音乐本质问题、历代诗歌发展与音乐之关系、乐舞诗的产生与社会活动、诗词曲的内在联系与社会生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在讨论中 ,来自诗歌理论界、音乐理论界的学者打破学科界限 ,各自从诗、乐角度对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及中外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及个案介绍。大家共同认为 ,这种边缘与交叉学科的学术交流极为宝贵 ,值得重视。在文学艺术研究中 ,既包含学科的本质问题又与相关学科关系密切 ;在研究方法上 ,既保持学术传统 ,又有创新精神 ,从诗歌的角度研究音乐 ,从音乐的角度研究诗歌 ,会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艺术本质及相关性方面对各艺术门类进行理论思考与研究值得关注。本期特编发此组短文 ,以飨读者。

儒家诗教与“礼乐”传统

从典籍中关于"礼乐"传统的记叙和《左传》中的引《诗》赋《诗》例看,早在孔子诗论之前,作为儒家诗教基石的功利诗学观和"中和"艺术观已具雏形,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孔子诗论为源头的儒家诗教,只是对"礼乐"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具备原创性。儒家诗教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脱胎于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礼乐"传统。

儒家诗教观视域下的陈子昂感遇诗

陈子昂继承了儒家诗教观的传统,标举"兴寄"与"风雅"作为诗文的主要理论指导与功能表现,试图将六朝绮靡文风恢复到具有诗教功能的儒家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这样的文学观的指导下,陈子昂创作了一系列感遇诗,以针对其现实问题,表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李洱小说与儒家诗教

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的命运曾经紧密关联在一起。《呐喊》《子夜》《家》等作品对儒家传统的批判异常激烈,但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陈独秀、吴虞等并不一味排儒斥孔。20世纪20—40年代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等学者已经开始把制度层面三纲五伦的儒家与内心修养层面的儒家相离析,但50年代之后直至文革“评法批儒运动”,儒家传统一步步被扁平化,彻底成为众矢之的。目前正面讨论这层关系的著述有张均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1917-1976)》与何亦聪的《周作人与儒家思想的现代困境》。另有台湾学者彭小妍的《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反启蒙》以“唯情”“还原一个完整的五四故事”,此故事中,正是带有儒家色彩的学者跨文化地反思了启蒙理性,甚至可以说现代新儒家就“兴起于五四的东西跨文化交汇场域”。彭小妍:《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反启蒙》,第15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9。相比之下直接讨论儒家传统的文学作品更加少见,限于视野,笔者所知仅限于李洱的《应物兄》和梁鸿的《四象》。

论南朝诗论对儒家诗教说的继承和发展——以萧统、刘勰、裴子野的诗学观为例

南朝诗论并没完全偏离于儒家诗教,仍不乏有坚持儒家正统观念的诗论家,如萧统、刘勰、裴子野、钟嵘、挚虞等。他们在自己的诗论著作中不仅力倡诗歌向文学的政治、伦理教化和道德内涵回归,而且以此为武器反对南朝绮靡诗风,反对纵情,反对过份华艳和浮野。南朝诗论还发展了儒家诗教说对诗歌自身规律的认识,重视诗歌本身抒情言志的艺术功能。

接受之得失:论儒家诗教对孟郊诗歌创作之影响

从孔子至汉儒建构的"儒家诗教",搭架起了中国传统文理之主要框架。诗教重委婉规讽劝刺政教,强调诗歌社会功能,奠定了两千年来的中国诗学主流思想,影响巨深。唯历来学者多聚焦论述唐诗之审美特色,冷落了其对诗教观念之接受。现依据诗文本,论析诗教对孟郊创作的正负面影响,并重估诗人之复古诗教观。从中唐险怪诗派者对诗教之接受角度,论证诗以教化非元、白之专利,亦窥探了中国诗学主流话语对后世诗歌创作之巨大影响。

儒家诗教说在唐代的兴衰

儒家诗教说的核心是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把诗歌当作服务于政教的工具,以“葳谏”、“美刺”为重要的创作原则和批评原则。本文拟就儒家诗教说在唐代的推行情况略作描述,并就其兴衰原因作一番探讨。 也许是因为儒家思想在玄学大兴的魏晋时期首次受到冲击,继之而来的以“缘情而绮靡”为主要特征的南朝文学又仿佛在实践上与之唱着反调,于是,在国运短祚的隋朝之后建立的唐帝国,就不单在政治经济方面承袭隋制。

儒家诗教是“政教工具论”吗?——与王启兴同志商榷

【正】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儒家诗教在我国传统诗歌理论中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弄清儒家诗教的实质及其作用,是关系到如何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大问题。一近阅王启兴同志《论儒家诗教及其影响》(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一文,觉得该文对儒家诗教的评论不够公允,而且是浮光掠影式的评论。

略论《毛诗序》对儒家诗教的传承

《毛诗序》系统地阐述了先秦儒家的文艺观,是先秦到汉代这一历史时期我国诗歌理论的总结。它继承了儒家诗教思想,并把这一重要思想作为解诗的依据,采用"美""刺"的方式解诗说诗。《毛诗序》较之儒家诗教又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即对诗的解释更加具体、更重视史实、更强调政治性。它将诗篇与特定的时代盛衰联系起来,有"《风》《雅》正变说"。《毛诗序》

试论儒家诗教影响孟郊创作的得失

孟郊诗歌中存在着诸如言王政废兴、讲纲常伦理道德、复古和反竹枝词之类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是儒家诗教的产物或派生物。因而专门清理和探讨儒家诗教对孟郊创作的影响,无疑是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从美学角度来具体考察儒家诗教影响孟郊诗歌创作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以正确评价他的这类诗歌。

从泛戏剧到戏剧的自觉——兼论宋元戏剧观念及其与儒家诗教之关系

一、宋元之前的泛戏剧倾向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人们习惯把各种游戏性、娱乐性的技艺泛称作“戏”或“剧”,故有角抵戏、百戏、参军戏、杂戏、杂剧等诸多说法。但在何为戏剧这一根本问题上,宋元之前並没有形成共同的或比较一致的看法。人们关于戏剧的种种认识。

从对儒家诗教之依违看《洛神赋》主题

关于《洛神赋》的主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虽然各家对其主题不能达成共识,但对《洛神赋》始于情、终于礼的行文安排基本认同。本文以文本为主,以史料为辅,立足于《洛神赋》的行文思路及相关史料,对《洛神赋》所体现的儒家诗教"发乎情,止乎礼义"作进一步分析,进而探讨《洛神赋》的主题。

儒家诗教的思想本质及哲学基础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揭示孔子诲人教育的三道必经要阶。"礼"为孔子教导学生依特定庆典节日来实践的礼节仪式,非真正的教本。"乐"乃孔子教育弟子六艺之一,古代诗、舞、乐合一,墨子即曾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论宋代理学对儒家诗教的发展

程朱理学的理论是以原儒为本色，吸收佛、道的合理内核，将儒学教化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理论水平。儒家诗教在宋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经过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和二程“作文害道”说的发展，到了朱熹“文从道中流”的观点明确了文与道的辩证关系。道学和文学实现了自然而非勉强的融合，文学从里到外成了道化的文学，标志着道家文学理论的成熟。

论儒家诗教的思想性质

本文认为,所谓“诗教”(或日儒家诗教),虽然与孔子本人的思想有着极重要的内在联系,但其对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或主张,却又与孔子很不相同,它实际上具有汉代儒学的性质,或者说是烙有汉代儒学鲜明印记的儒家文艺思想。作者对“诗教”与孔子思想之间的重大差异作了深入探讨和比较,对“诗教”的思想性质作了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