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与“德”之间:从儒家话语到文艺理论话语

在儒家话语的表达方式中,常常在“物”与“德”之间建立联系,包括在物的本性与道德本性之间;在物的制作与道德修为之间;在物的辨识与道德区别之间;在物的运用与道德昭明之间;在物的样貌与道德形态之间,从而将“物”与“德”之间存在的道理相通处连接起来,由此形成以物喻德的话语表达。不仅如此,儒家话语的这种表达方式在后世文艺理论话语中也产生深刻影响。

儒家话语权与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控制和斗争的历史,而并不是新历史主义所提出的历史学家的任意阐释,文学史亦然。不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面临西方话语霸权,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存在儒家话语霸权,并进而导致诸多怪象:曲解《诗经》的《毛诗序》却成为"千古宝典";西汉居然没有文人五言诗;《史记》甚至没有"墨子传"。中国文学的承传、嬗变与论争从根本上讲都是围绕话语权展开的,话语权是考察中国文学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维度,而儒家话语霸权地位的兴衰正是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的核心要素。

释家神异与儒家话语:中古《五行志》的佛教书写

中古时期的正史里有不少佛教记述,除了《魏书·释老志》外,正史《五行志》中的佛教记载相对集中。本文以"永宁见灾"和"佛像流汗"两类佛教神异的叙述模式为例,分析此类神异故事被载入《五行志》的过程。大体在佛教史学创立之初,传统史学中的诸多叙述策略、思想观念等即流淌其间,难以区隔。有些释家神异故事本就是由士人创作,经僧传采录后又被正史吸收。有些神异故事则是以传统史学的笔法来撰写的。无论经由何种方式进入正史,都经过了改造,以符合儒家政治的理念。由于佛教神异故事与中古正史在"感通"上具有共同话语,前者才能在正史的话语体系内占有一席之地。

初唐儒家话语下的三教关系

贞观之治的基本治国方略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是儒家治理之道的典型体现。唐太宗的三教政策是其治理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学界一般认为,唐初三教政策是儒、释、道三足鼎立,这种说法稍嫌笼统。事实上,唐太宗取了重儒、崇道、尊佛的总体政策,具体即重儒以寻求道统的合法性,确立治国理政的主体;崇道以寻求血统的正统性,为提升皇权合法性的基础;尊佛以重建精神信仰,以为归化民心的工具。在确立儒学官学正统地位和国家民族主体信仰地位的前提下,逐渐形成了以儒为主,以佛、道补充和辅助,儒、佛、道三教并行,三元和合的思想格局。

论《山乡巨变》中的儒家话语及其召唤结构

小说《山乡巨变》的儒家文化底蕴既表现为人物的修身、孝道、仁爱、温良恭俭让等道德层面,也表现为主要乡村干部的"德治"、"仁政"思想和言行。小说隐含的这种儒家话语构成了一种文本的"召唤结构",暗示或引导我们从儒家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观照当时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限于当时的条件,作家周立波没有公开亮出"仁政"的观点,但还是对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政治运作有所讽谏。

对儒家话语权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相关探讨

我国地大物博,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从我国古代的整体发展来看,矛盾与斗争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更多的都是围绕话语权所展开,因此话语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之一。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年间,儒家文化的话语权作为典型代表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产生的十分重大的影响。本文将对话语权概念以及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儒家话语权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加以阐述。

网络语境下的儒家话语

话语既呈现为语言实践,又内化为思想建构过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其话语滥觞于孔子,后经历代生活方式的变迁和社会制度的更替而不断发生流变,命运多舛。依赖现代科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网络语境,为迎来话语复兴曙光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全新社会场域。网络语境下的儒家话语拥有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但目前发展整体式微。建构网络语境下的儒家话语,既要转变原有观念,明确话语导向,又要合理开发和利用话语资源,积极推进话语转换或话语表达,以更深远的历史视野和更宽广的世界眼光来解决儒家话语传播问题。

传统儒家伦理文明的再造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是一个连续文明体,传统儒家伦理文明为中华文明秩序奠定了价值根基,使得中华文明的性质和构成具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呼唤传统儒家伦理文明的再造,即通过对仁爱思想、中庸之道、五伦关系、天人合一、天下秩序等传统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与转化,挖掘其蕴涵的根源性伦理精神、总体性实践智慧、人际交往原则、生态伦理理念、全球伦理原则等具有当代意义的伦理资源,将其融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

内圣外王之道与儒家文论话语构建的原初向度

内圣外王之道是对儒家理想的表达,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以六艺为养”的儒家从内圣工夫看待“诗”、“礼”、“乐”、“言”,不仅从创作方面为文艺树立了高远的理想,更赋予文艺一种切关存在意义的根源性。从外王事功视野看待“诗”、“礼”、“乐”、“言”,则文艺被纳入制度文化论域当中,对其功能价值的判定也就自然以制度文化建设为准绳,其最终指向便是通过文艺整顿人心、和合天下,造就上下有序、协调和睦的理想社会秩序。不过,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存在论断裂也造成儒家文论的结构性冲突。

从孟子用诗看先秦儒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

孟子用诗,主要将《诗经》作为政治文本和思想文本使用,是在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构建儒家建构意识形态话语的努力,既展示着儒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乌托邦精神,又彰显了儒家士人重新统一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强烈愿望,对后世影响深远。自此之后,将古代经典文本解读为对上讽谕君主、对下教化百姓、对己"独善其身"的具有现实功用的话语系统,便成为历代儒家思想家千百年中一贯遵循的基本政治策略和文化策略。

中国早期儒家以物喻德话语探析——兼论对古代文艺理论话语生成的影响

以物喻德的言说方式,在中国早期儒家话语中表现鲜明。一是以物之性喻德之性,通过物的本质性譬喻道德本性;二是以物之辨喻德之别,通过服饰辨识譬喻道德区别;三是以物之用喻德之昭,通过各周其用之器譬喻道德昭著;四是以物之貌喻德之态,通过物的样貌譬喻道德形态。此外,儒家以物喻德话语对后世文艺理论话语的生成也产生深远影响。

“自由儒学”导论——面对自由问题本身的儒家哲学建构

＂自由儒学＂是面对现代自由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儒家哲学建构,旨在克服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紧张,并避免西方自由主义的弊端,为发展现代自由开辟更稳健的道路。为此,＂自由儒学＂面对自由问题本身——＂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通过厘清关于＂自由＂的儒家话语,追溯自由的生活存在本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超越性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并据此建构儒家现代性的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的话语分析

《总目》采用的话语形式呈现出历史继承与现实应用共融的态势。它遵循的批评话语形式有三种:儒家传统批评话语形式;审美批评话语形式和学术批评话语形式。每一种批评话语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儒家传统批评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审美批评话语具有文学审美本体价值;学术批评话语则显示出学术的力量和学者的勇气。三种话语形式共融于《总目》的批评活动中而成为话语组合。

传统革命话语的历史发展及现代超越

话语是一种思想体系及行为的总和,革命是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中国古代革命话语分为儒家和农民两大派别,当然,它们都有历史局限性,只有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才是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革命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构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标志着传统革命话语历史性飞跃的实现。

古代童谣的儒学话语建构——以先秦两汉为中心

先秦童谣是我国上古时期巫占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引谣为占的传统影响,担负着预测未来、占卜吉凶的社会责任,多出以占验类童谣之形式。两汉时期,通过《洪范五行传》、班固以及郑玄的阐释,儒家话语对童谣进行了全新建构,将其带有预言色彩的部分成功纳入“天人感应”之“灾异”学说,其文学性质则被统摄进以“诗言志”为代表的儒家诗学话语体系内。汉儒对童谣的话语建构衍生出了童谣“荧惑说”与童谣“采诗说”,二者相互交织,对后世童谣的创作、搜辑、保存与流传影响深巨。

士魂商才的对话与整合——《黄英》的多声话语论析

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分析《聊斋志异》中《黄英》篇的多声话语———爱情话语、儒家伦理话语、商人伦理话语共存的局面 ,可以发现这三套话语虽然传达出的声音不同 。

乡村法律世界中的儒学场景——从“息讼社会”到“依法护村”

乡村社会进入半熟人社会乃至进一步去熟人性以来,乡政村治模式伴随着法律下乡的推动改变了权利“后备机制”的运行模式。权利前置论认为即使道德人情均可彰显,法律经过作为村庄法治领袖的乡村法律人的推动仍能获得优先出场。以法律明白人为代表的权利话语和以乡村儒学讲堂为代表的儒家话语是国家在乡村推行的两种主流话语体系,权利话语和儒家话语并非相悖。依托儒家话语,权利话语推动“息讼社会”和“依法护村”等现代法治理念的产生。

儒家人权话语述论

从所涉及的议题来看,儒家人权话语在内容上可以概括为"儒家—人权"的有无论、历史论、关系论和建构论。儒家—人权有无论因为判断"有无"标准的差异,而存在着"古无有也""古已有也"和"本无后有"的种种具体论争。儒家—人权关系论在具体内容上可区分为"相斥论""相融论"和"转化论"。儒家—人权历史论中包含了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人权"东学西渐"问题,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西方人权观念和规范文本的形成均产生过影响。儒家—人权建构论中"潮汕新儒家"的代表杜钢建,通过"仁学"系统地建构了儒家人权论体系。综合来看,儒家人权话语处于中西古今之间的纵横交错点上,人权的"公度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产生的。

边界想象与族群认同:唐传奇“胡”文化叙事研究

李唐一代为胡汉文化交融的繁荣时期。异质文化交流中,胡族迥异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特色引起中原汉人的好奇和猜测,因此,"胡"文化叙事形成了唐代文学的一大特色。唐传奇作者"作意好奇",对胡族文化特征所呈现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叙事。经过"文化过滤",传奇作者对胡人胡风的文化叙事中充满了异域想像和边界意识,文士笔下的胡人成为"貌怪""行异""类兽""异心"的集体形象想像物。叙事反映了特定文化群体共享的意义、信仰与价值,作为叙事主体,以文人士大夫为主流话语人群的传奇作者,在完成对胡人身份叙事与族群认同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作为中原儒家文化代表的集体身份认同,在"边界意识"与儒家话语权的心理机制作用下进行胡族文化的历史抒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