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俭’伦理与东亚发展”辨析——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与韦伯理论的纠缠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是产生于80年代一种以儒家文化传统解释东亚经济增长的流行学说。它自称引中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命题,修正了韦伯关于儒家伦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看法。本文通过对该学说一个分论点:“勤俭论”(主张传统儒家的“勤俭”伦理,促进了二战后东亚经济的发展)论证逻辑的剖析,指出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其实只是在比附韦伯理论,并没能提供东亚经济增长的有效解释。

论儒家资本主义学说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主张“儒家伦理促进经济发展”,曾在学界一度流行。由于儒家资本主义学说要讨论的东亚“现代性的采借”,不同于韦伯要讨论的西欧“现代性的始发”,加之儒家和新教宗教形态、社会作用模式都有不同,“韦伯命题”对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意义有限。儒家资本主义学说过多地依赖韦伯理论,采用单调的对勘比较法建构逻辑,就不免产生过多牵强附会的比附。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之所以流行,主要是它迎合了学术思想界一些价值需求,使得这一学说论调多于论证,最终变成一股泡沫化的“思潮”。

东方:儒家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观述论

本文以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为背景,对儒家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作探讨。文章提出,儒家文化本身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是一个悖论。在政治观念上,儒学是一个导向封建专制主义的体系,但又主张开放改革,倡导民本、人本和民主意识。在经济观念上,儒学是重义轻利,甚至否认利的学派,但又主张重利节本裕民。在价值观念上,儒家主张“明哲保身”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惠意识,也是矛盾的。文章强调应以辩证逻辑的流动范畴来审视儒家文化的悖论命题,实现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基础上的新的超越。

儒家资本主义的启示与思考

文章在分析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资本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日本和"四小龙"的现代化进程,重新思考和阐释了儒学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得到的启示是:日本和"四小龙"的现代化并不是儒家伦理精神的胜利,而是创造性转化传统的成功。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兼析“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论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确实引人瞩目;对于它如此高速发展的原因的探讨也甚为热门,其中有一种观点称作为“儒学资本主义模式”论。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评“儒学复兴”──兼论“儒家资本主义”及其他

儒学已死，并且看不到近期复活的迹象，因而“儒学复兴”说是误用词汇和幻象。经济与文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文化发展．分析表明，推动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不是儒学，而是民族文化传统。儒学的价值在于它的典籍、论著等“死材料”有些还能体现活着的文化传统。中国现代化可能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在全国确立普遍的规范体系，而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很难生长出这样的规范体系。最后指出，中国文化的本性不具扩张性、进攻性，驳斥了“儒家文化的攻势”说。

从“儒家资本主义”看中西体用之争

近年来,东方文明的旋风正在国际哲学论坛上徘徊,以致一九八三年八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会议特设了一个“中国哲学圆桌会议”,专题讨沦“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挑战’。大会主席、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校长高启教授发言指出,在过去一、二百年间,由于西方的科技、经济占优势,所以在哲学人文方面也就自居于先进地位。

儒家资本主义经济文化

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0年第4期发表林同华《东方:儒家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观述论》,以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为背景,对儒家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作了探讨。文章提出,儒家文化本身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政治观念上,它是一个导向封建专制主义的体系,

评日本儒家资本主义论

有些人说,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得幸于儒家的传统,因而日本资本主义的特色是“儒家资本主义”。对此,我有些不同的看法。(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是首屈一指的。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时,它的战时经济已经彻底崩溃。但是,到1955年就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从1956年开始,又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到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超过了英国;到1967年,又超过了西德和法国,仅次于美国,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

论儒家资本主义

一、台湾当局的作用 从1949年到1989年的年头里,台湾显著的经济成就虽非完美无缺但却确实受到国际上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决策者的认可。像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和日本这样的儒家资本主义地区,其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已被事实和著述所证明。儒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具有同样的经济基础:它们中的多数短缺自然资源,其中有几个曾是前殖民地或具有殖民地特征,另一个共性是人口密集程度高。台湾和韩国背负着沉重的军事包袱。

中国式现代化和儒家文化的未来

近代以来,对于儒家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文化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不能适应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需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儒家文化本身蕴含着现代性基因,只有继承乃至“复兴”儒家文化才能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现实问题。而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理论和实践分野以后,也出现了“儒家资本主义”和“儒家社会主义”的分歧。与儒家资本主义相比,儒家社会主义肯定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契合和结合,但是儒家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儒家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对儒家文化在中国发展的未来,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但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以物质生产发展为基础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兴盛和繁荣,而不可能是单纯的儒家文化“复兴”。

儒家伦理与台湾经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近30年来,台湾经济以其成长快速、物价稳定与分配公平脱颖而出,令人瞩目。美国已故未来学家赫曼·康认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有两个半英雄,两个是台湾和南韩,半个是日本。他的理由是:美国自1776年独立建国至1996年200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日本花了100年,而台湾和南韩只需要50年就可以达到。到1997年,台湾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2500美元,其持续增长率也属于世界最高之列。台湾创造的“经济奇迹”,被世人誉为“台湾经验”、“台湾模式”。有人把台湾经济模式命名为“儒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向人们揭示了儒家伦理与台湾经济发展的某种内在联系。

儒家伦理与现代化

一 回首20世纪,可以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常常都是围绕着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根本问题展开的。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然要碰到如何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每一次重大的斗争,几乎都与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伦理相联系。所以,从历史角度看,关于儒家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认识和讨论,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而逐步展开和深化的。对于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海内外各界人士、各路学子众说纷纭,竞相争鸣,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看法。

儒家思想在经营管理中的应用

儒家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孔子。孔子主张“述而不作”,所以他没有自撰的著作留世。他的种种言行被弟子们记录在《论语》一书中。“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在《春秋》乱世虽然没能扭转乾坤,但他的儒家学说却奠定了二千多年来大一统太平政治的基础。 在现当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儒家资本主义”的成功,《论语》等儒家经典由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圣经”变成了世界性的精神财富,成为管理学家、企业家们的随身智囊。

儒家文化与东亚的崛起刍议

儒家文化与东亚的崛起刍议江立华一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影响范围早已超出中国本土，波及东亚各国，曾对东亚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人类学家习惯上把东亚地区称为儒家文化圈。①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的...

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化

社会现代化的中心是经济的现代化。由于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人,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无疑直接引导着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人们在寻求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时,不能不追溯到社会的经济伦理。反思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显然应该从儒家开始,因为儒家由于官方的提倡和标榜,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万流归宗的统治地位。因而研究儒家经济伦理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和现代化的关系意义重大。儒家的经济伦理对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什么作用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响亮的口号便是“打倒孔家店”,认为正是儒学传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才能救中国。这种看法现在依然很有市场。然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被认为是儒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孰是孰非?严酷的事实迫使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儒家心性论的基本特征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儒家心性论的意义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中西文化论战经久不衰。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马列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和本位文化派。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列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但现代新儒家和西化派在港台仍很活跃。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现代新儒家在港台地区迅速发展并渗透到三民主义哲学中，“民族、民权、民生”与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外王”（从儒家的道德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新加坡、南朝鲜和港台地区的“儒家资本主义”刮目相看，使得西化派也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评价。

方克立与现代新儒学研究——兼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人们一谈起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很自然地会想到方克立先生。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近４０万字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以下凡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一书，比较全面地记载和反映了方先生在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在此略述一二。一、运筹...

经济文化学的亚洲解读——涩泽荣一《论语讲义》经济理念

解说东亚发展的精神支持,这是东亚现代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涩泽荣一创立日本第一国立银行,有“日本资本家之父”之称,为日本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涩泽荣一主张:商人之一生当如穆罕默德一手持剑、一手经卷那样,一手持算盘,一手持《论语》,以儒家精神指导工商经济活动。他说:“从来学习《论语》者,皆将仁义道德与生产殖利分为两物,此乃大谬也。必将合二为一,方得其真旨。”东亚传统文化在他那里被“圆熟”地与经济事业融为一体。

东亚崛起过程中的儒学因素

东亚的崛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政治领域,学者们提出了亚洲式民主的概念,用以解释在儒学传统影响下所形成的新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在经济领域,提出了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用以描绘在新儒家伦理影响下出现的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东亚经济模式;在文化领域,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的概念,用以描述东亚在崛起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与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