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评梁涛儒家道统论的“国学观”

关于国学研究的问题,刘泽华先生主张应采取"二分法"的态度、立场和方法,对此,梁涛先生站在片面提倡和弘扬国学的态度和立场进行了批评。但依笔者之见,梁涛先生本人所持儒家道统论的"国学观"及其学术研究的态度和立场就是极成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偏颇,片面地曲解刘先生的学术观点,尤其是在有关古代王权的问题上,存在着极为严重的认识上的谬误和自相矛盾的问题,因此,他对刘泽华先生的所谓学术批评是缺乏充分理据而不成立的。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程颐评程颢:孔孟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传人

程颐认为韩愈尽管提出道统论,但他所阐明的儒家之道仍停留在形下层面,不足与佛道的形上思辨相抗衡。周敦颐、邵雍、张载虽皆汲取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伦理,但周子的诚本论只是价值本体论,尚未上升到宇宙本体论;邵雍与张载各视儒家道德为道本体或气本体的属性,还不是本体本身,儒家之道被纡尊降贵,故韩愈、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俱非完整意义上儒家道统的传人。而程颢立足儒门,借鉴佛道,直接把儒家伦理奉为宇宙本体,在主张理本论的同时也有心本论思想,并以天理论道,这在儒家道统史、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还倡仁与万物一体、内圣外王等境界,初步完成其抗击佛道、重振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故被程颐等评为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传人。

彼岸性“偶像”与此岸性“榜样”——“道统”论域下的儒家人物信仰现象探析

在儒学发展史上,存在着一条相对比较固定的“道统”脉络,即“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以上人物共同构成历代儒者的信仰对象,统称为圣人。但在这一传道谱系中,根据生前地位及事功的不同,这些圣人又可分为“圣王”和“圣师”两大类。事实上,圣王、圣师在后世儒者心目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圣王具有彼岸性,本质为供人崇拜的“偶像”,是“期待再现”的圣人,寄托着儒者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理想;圣师具有此岸性,本质为供人学习的“榜样”,是“希望变成”或“始终追随”的圣人,承载着儒者的人生追求和个人梦想。厘清儒家信仰体系中的偶像与榜样,有助于今人更加确切地把握儒学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走向。

范仲淹的仁义之道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仁义"是儒家圣人之道的核心,仁义之道也构成了中国道统思想的基本理论内涵。范仲淹的仁义之道是宗奉六经的圣人之道,是天道与人道统一的经世致用之道,是顺民养民育民的民本之道。儒学在宋代重振,出现理学之盛,范仲淹有开创之功;兴学立师,成就天下之士,"开万世道统之传"。范仲淹的思想对胡瑗、孙复、张载、李觏、周敦颐、二程等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杨廷筠与儒家道统

基督教的中国皈信者杨廷筠遵循其传教士老师的耶儒综合途径,在其著述中表达了一个被称为儒家一神论的神哲学体系。儒家一神论在宇宙观及价值观的根本点上背离了新儒家道统,它与传教士输入的西方神哲学体系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思想统绪。但这个新的思想统绪在中国哲学史上至今未得到恰当的定位。究其原因,在于人们总是在儒家道统的视野里估价其意义。

儒家的真道统

儒家的真道统应该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子夏、穀梁子、荀子、孟子。由于孟子是从子夏、穀梁子这一派学习,独立出去后恢复或重建了子思之学,所以附于荀子之后。我主张孔子是先圣,荀子直接相对于孔子称为后圣;因为是荀孟,所以孟子相对于荀子称为亚圣或附圣,即孟子是附于道统之后的圣人。

儒家真道统论

儒家的真道统应该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子夏、穀梁子、荀子、孟子。由于孟子是从子夏、穀梁子这一派学习,独立出去后恢复或重建了子思之学,所以附于荀子之后。笔者主张孔子是先圣,荀子直接相对于孔子称为后圣;因为是荀孟,所以孟子相对于荀子称为亚圣或附圣,即孟子是附于道统之后的圣人。

儒家道统的回归与礼乐思想的承续——唐代儒学兴起及其在表演艺术思想中的承继和发展

唐代表演艺术思想的形成,伴随着儒家道统的回归和对儒家礼乐思想的承继。以孔颖达、王通、韩愈和李翱等为主的儒家学说剥离了汉代以来儒家学说与谶纬的关系,否定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以谶解经"的合法性,使儒家学说重新回到孔孟学说的基本教义上来,实现了汉魏以来儒家学说的初步转型,为宋明道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隋唐时期表演艺术思想在这一社会思想基础和哲学背景上,呈现出向儒家文艺思想的回归,使唐代表演艺术思想不仅重新强调乐的化育功能,突出乐在化育功能中的情感作用,而且从多种角度和多重层面探索了以乐为范畴的诸多表演艺术的哲学根源,初步形成了以音乐、歌舞等表演艺术为核心的艺术思想。

双重道德律:儒家道统之殇——兼与梁涛先生商榷

梁涛先生以自律、他律的双重道德律诠释儒家道统,结果使孔子内外贯通的仁与礼,使本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五行》"德之行"与"行"产生了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源于双重道德律这一理论框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梁先生以自律仅仅是内在的主体自觉为前提构建双重道德律,并引入客观规范的他律作为必要的补充。然而在道德领域,自律不仅是内在的主体自觉,亦是行动的客观法则。引入他律构建双重道德律多少有些画蛇添足之疑。

关于儒家的真道统问题

儒家的真道统应该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子夏、穀梁子、荀子、孟子。由于孟子是从子夏、穀梁子这一派学习,独立出去后恢复或重建了子思之学,所以附于荀子之后。笔者主张孔子是先圣,荀子直接相对于孔子称为后圣;因为是荀孟,所以孟子相对于荀子称为亚圣或附圣,即孟子是附于道统之后的圣人。

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

一、儒家道统说引述 儒学自本自根、源远流长、内涵丰厚．其内部不仅有子学、经学之分，也有汉学、宋学的对立，每一学术形态下又有不同之派系，故后世有所谓“道统”说，以对其内容作出判别、衡定、分析。盖一种学术思想，虽极复杂，但不可无一中心。道统即表示一居于中心地位的思想传统。儒家的道统观念由来已久，不过系统表述道统思想的是唐代中期的韩愈。

生活儒学与儒家道统:感想与疑惑

谢谢主持人谢文郁老师!谢谢黄玉顺老师!也感谢在座的各位学者和各位同学!我是江苏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的胡发贵。但我觉得我没什么“哲学”,也没“文化”。我就谈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的想法。

儒家宗法、孝悌的道统观念及其生演

儒家道统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宗法和孝悌是儒家道统的两个重要命题。自周朝以来的封建社会,统治者皆利用由上古原始血缘氏族制演化而来的宗法家族制度统治臣民,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法家族制度在唐宋时又演化为家族家长制。

论儒家道统的释义学特征及逻辑

与西方哲学异说蜂起、分途发展的情形不同,儒家自孔子倡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后,孟荀、子夏肇其端,两汉经学承其统,宋明群儒躬其盛,乾嘉诸学缵其绪,二千年便走了一条经典注疏或以述为作的路子。即以范畴而言,儒家以天道、仁义、性命、理气、心性等几组概念,几乎涵盖整个学术史;乃至后期的释老两家也身不由己地卷了进来。各家各派只是以对这些范畴的不同诠释而自立门户。无论汉学、宋学和乾嘉朴学如何代兴嬗替,也无论经今古文家如何相互(此言)毁,但翻来覆去,竟跳不出经学的如来佛掌心。古往今来,深造自得而斐然成章的大家固然不少,但流弊所至,也生出许多孔乙己一类的俗儒。因此,将儒学道统视为思想桎梏似不为过。“五四”运动以扫荡经学为首务,自是理固宜然。但时过境迁,国人几经折腾,逐渐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心态中解脱出来。

论韩愈文章中渗透的儒家道统

本文分析了韩愈文章中渗透的儒家道统.

荀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儒家道统的反思及其重建

唐宋以来视荀子为歧出,认为孔孟一系才是正宗。然跳脱如此框架,破除"以孟解孔""以孟批荀"的框架,重新检视孔子不言之"性"与"天道",可以发现荀子的"性恶论"与"天人之分"其实与孔子的观点一脉相承。而《荀子》一书之所以集中论述"性恶"与"天人之分"的思维,正是为批驳孟子悖离传统——擅改"性"之内涵并过度强调"天人合一"的内在思维,欲捍卫儒家之正统而不得不做出的批判。这不仅不是儒学之歧途,反倒反映荀子作为儒学正宗的合理性。只要能够正确理解"性恶"是在"礼义"脉络下的"自然人性论";而"天人之分"是"合中有分"的天人关系表述,孔荀学说便无磗格。由此便可以重构儒学道统,建立"孔荀"范式。

韩愈与儒家道统

韩愈是一个信奉儒教,以捍卫儒统自任的文士,曾自称“愈儒夫者”,以孔孟之徒自居。在《原道》和《重答张籍书》中,韩愈提出了一个道统,这个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扬雄。他以儒学为正统,斥佛老为异端,独尊孔子之道,并把自己与道统联系起来。认为汉代的儒学是残缺不全的,荀卿与扬雄皆“大醇而小疵”,“醇乎醇者”,只有亚圣孟子。扬雄以后,儒家道统已经断绝不传,到他韩愈,才又出来整顿儒学,重建道统。可见,韩愈是以孔孟道统的唯一继承人自居的,他的《与孟简尚书书》,表露了自己传承儒道的决心:“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韩愈道统论的提出,是为了排击佛老。

王安石对先秦儒学的扬弃——兼论王安石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

青年时期王安石立志学习孟韩,做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主将;随着其道德性命之学的创立,王安石产生了由孟韩并重到摒弃韩愈、独尊孟子的转变;而随着其道德事功的建立,王安石更是产生了糠秕孔孟、比肩稷契的人生理想。王安石评价人物的标准是道、德、业兼备,其心目中的道是德与业的综合,业又包含道术与事功。就道术而言,王安石自认为继承甚至超越了孔孟的学说,弥补了孔孟学说中天道观、辩证法、人性论等方面的不足,其功堪与孔孟比肩,甚至超越孔孟。就事功而言,王安石以执政之身,借助封建皇权的力量,一方面将儒学提升到学术界的主流地位,并使之上升到皇权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用其道德性命之学指导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实践,使得儒学的内圣之道达成外王之功,这一点也是孔孟梦寐以求而未曾达成的理想。对于荀子,王安石虽然汲取了其唯物论思想,但却将其剔除儒家道统之外。综合而言,王安石心目中的儒家道统序列是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