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汉太学与儒术独尊的制度性确立

本文从四个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与儒学在汉代的崛起,太学的产生、发展,太学中教师任用、教材选择、学生考试及录用体现出的太学与儒学的关系,太学在国家文教政策的保证下长期巩固了"儒术独尊",论述"独尊儒术"是太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同时太学及其以后的衍化物如国子学、国子监、书院等教育模式又确立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地位。

平民意识的涨落与汉初两种社会思潮的嬗变及儒术独尊

汉政权建立之初,社会上层由下层平民上升而来,平民性格成为普遍的、主导性的"社会性格",平民意识因之而在社会上凸显。因与平民意识能相接榫,黄老思潮逐渐流行开来。然而,随着汉初历史进程的推进,社会上层又逐步走向贵族化,社会上层原本具有的平民意识日益减弱乃至终结,其"社会性格"亦发生改变。与之相应,儒家思想在社会上层找到厚实的心理基础,儒学的官方思想地位由此被催生出来。

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

战国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革导致了儒家知识分子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带来了他们思想学说的嬗变。在这个连锁反应过程中,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秩序则是基本方向。经汉儒改造后的新儒学,大大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选择与统治者合作的儒家学派最终为统治者所选择。

汉代儒术独尊过程的再探讨

本文拟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西汉中叶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事件做出新的阐释,辨明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是在元光元年、独尊儒术的首倡者是田蚡,并分析武帝所崇儒术思想的内涵。

外在融合与内在突破——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中心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再认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时代重要的文教国策,而这八个字是民国学者易白沙概括定义的。董仲舒当初的提法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儒学的外在融合与内在突破,“法天行道”的“天道儒学”与“礼法合一”的“礼法儒学”是其主要内容。“天道儒学”既融合了先秦儒学、阴阳、五行思想,又在阴阳五行中加入了“自然之天”和“天子”伦理的因素,构成了一个天、阴阳、五行和人间“天子”伦理相“中和”的庞大理论体系。“礼法儒学”把“天道”和人伦秩序融合起来,因为“天”与“人”具有同质性,而“道之大原在于天”,所以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秩序等也与“天”相参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儒家理论和实践上具有“诛意”的伦理意义,对后世儒家道德的传承、发展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董仲舒“独尊儒术”背后的话语陷阱——儒家公共话语建构的可能进路

董仲舒大一统宇宙论的建构和君道理论的完善,标志着儒家政治哲学的成熟;围绕权力的来源、运行、制约,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然而家国同构、伦理与政治高度重合的集权政体中,政治话语实际上成为公共话语的主要内容。“儒学”经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沦为“儒术”,理论层面的“君权天授”最终导向现实中的“独尊儒术”。近代以来,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儒家思想重新参与公共话语建构,获得了新的平台与机会。儒家道德伦理在公域、私域之间的密切关联,对解决当代不同话语体系对立所造成的困境,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与优势。立足心性修养与仁善伦理,提供具有本土意义的人文语境和经验智慧,才能塑造真正关怀人的文明话语和生活话语。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征战不休,百姓苦不堪言,这时候,诸子百家思想纷纷出现,提出解决方案。如,道家的思想核心是无为而治,儒家的思想核心是克己复礼,墨家的思想核心是兼爱非攻,法家的思想核心是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秦朝末年,各种思想流派纷争不断,这种思想的多元化给社会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独尊儒术”新批判:今古辨异与董仲舒之真意

中国古代的文献从未出现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法,这一提法是在近代反传统意识下提出的,而且在话语呈现和褒贬旨趣上与古代士人的相关话语“原型”具有鲜明的差异。班固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来赞颂汉武帝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推动汉代制度儒家化中所推进的官僚队伍的儒家主体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班固对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上贤良对策的概括。董仲舒力图在汉武帝推进汉帝国政治秩序重构的实绩基础上,立足“《春秋》为汉制法”的政治旨归,从治道和人事两个层面体系化建构儒家式“大一统”的汉帝国。而近代学人在“反专制”“倡民主”的思潮下对董仲舒的批评是现代性的一种“误解”,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所阐释的以儒家式“大一统”理念重构汉代政治秩序,并以教化方式推贤进士的善治理念,塑造了汉代以降王朝的制度雏形和士人、庶民的政治生活模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史实考——基于高中历史教学

部编版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在汉代历史部分删除了“罢黜百家”字眼,并将“独尊儒术”改为了“尊崇儒术”。这一改动究竟是基于什么,似乎颇有探讨之处。研读汉代史料《史记》《汉书》,仅可见“罢黜百家”之评语,未见之于汉臣建议。查阅后世历史学相关著作,终于张剑鸣先生所著《秦汉史》中找到答案,方知“罢黜百家”并未导致百家消失,而儒学也只是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并没有获得“独尊”地位。

论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天道与人道依据

儒家吸取法家、道家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主从(经权)式的“独尊儒术”模式,并给出了天道与人道依据:“一而不二”、阳主阴辅、德尊刑卑是其天道依据,人性质朴论与义利两有、独尊仁义的义利观是其人道依据。董仲舒对天道与人道依据充分完备的说理论证,为“独尊儒术”最终走上历史舞台构筑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儒术独尊下汉代仕进机制变迁与太学肇兴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是西汉中前期的重要文化事件,对于汉代帝国政治文化体系的建构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独尊儒术在学术层面终结了诸家并立的既有格局,使思想文化的统一成为可能。除此之外,儒学精神下察举机制的兴起,逐渐取代了汉初群臣多军吏的局面,推动了帝国官僚职业化的历史进程,成为两汉时期仕进机制探索的重要成就。太学兴建,使得儒学以及以儒学为基础展开的诸多制作具备了长期持续的制度基础。不过,儒学精神引领下的西汉帝国政治在运行过程中儒家与法家之间的矛盾并未因儒术取得独尊地位而有所缓和,二者之争反而表现出日益激烈的发展态势。

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反思

当下引起广泛争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但通行的说法与史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它绝不仅仅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那么简单的事情,在此之前已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积累阶段,并且即便是在当时,董仲舒在促成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称不上是最显著的。这个提法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关,其中多有非关学术的因素。此种现象对于学术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基点,中国乃至世界理论界都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近几年中国的理论界还对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术争鸣。尽管争鸣是百花齐放,但所有参加者无不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限上作文章。应当指出,争鸣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但他们都肯定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有的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说汉武帝“

国家与社会:汉代“独尊儒术”及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的独特内涵和结构关系，不仅成为礼法体系赖以生存的深厚土壤，而且塑造礼法的精神特质与相互关系。因此，秦汉时代法制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政治国家官僚体制有效运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适应维护宗法乡土社会秩序的要求。汉代循吏施政执法的风格，就是沟通国家与社会，协调法律与礼俗的桥梁或表示。秦汉时代法制变迁，不仅是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诸多事实的回应，而且也是各种因素长期“磨合”的结果。而这，对于中国当代法制建设颇具启示意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过程考论

学术界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通常存在两种视角:一是在对该段历史进行梗概性叙述时把它当作一个偶然、特定的历史事件,二是在对该事件进行历史还原时把它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待。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事件,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有所记录,但最先对这个过程进行详细整理记载和历史总结的却是班固。尽管如此,人们对于这个过程究竟经历几个阶段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每一个阶段中所贯穿的权力斗争与政治权谋更是较少系统关注。笔者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全过程不仅是由八个形态各异的重大事件构成,而且充满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与波谲云诡的政治权谋。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管怀伦《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６斯发表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下称孙文）一文，一扫学界陈言，令人耳目一新，且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我祝贺孙景坛同志取得的成果，但对其主要...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质疑

中国思想、哲学与文化史的众多论著皆谓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武帝即将其奉为统治思想。历代沿袭其说,已成定论。通过对汉武帝用人、崇儒的终始加以考察,发现汉武帝时期是儒、法、道并用。儒家定于一尊有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二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二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孙景坛汉武帝时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些变革承上启下，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具有决定意义。后来，人们认定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的这些变革时，...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新探--兼答管怀伦和晋文(张进)教授

传统至上世纪90年代,学术界都认为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搞思想专制。笔者认为子虚乌有。但管怀伦、张进认为:虽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并以卫绾建议"罢申商韩苏张"为基点,展开论证。笔者认为不妥。卫绾不是儒家,"罢申商韩苏张"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个汉武帝时期都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事实上,汉武帝尊儒是采纳他儒学老师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实质是"以孝为主,悉延百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