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思想脉络中的儒法之争及其影响

在中国古典思想脉络中,诸子百家之说形成和奠立了影响深远且丰富多元的政治思想传统。其中,儒法之争尤其具有典范性的思想意义,其思想论争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由此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人或人性的看法根本不同,对人类历史进程-社会生活境况的认识和理解迥然有异,对治国为政之道的认识和理解截然有别。从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治国为政中,法治与德治两者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诚信”培育机制的儒法传统及其当代表现:一项经验社会学的考察

诚信是一个社会得以平稳运行的重要道德基础。围绕个体诚信的培养,传统中国儒家和法家分别提出了“以徳促信”和“以法促信”的主张,其在现实生活环境中则分别对应于名声(誉)感和奖惩措施两种机制。采用社会学经验分析手段考察两种诚信培养机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适用情况,发现:(1)个体的名声(誉)感和对于法院的信任度都显著提升个体诚信,因此儒法两家的主张都能够在当代中国社会得到经验支持。(2)给定变量测量下,相比于法家的“以法促信”,儒家的“以徳促信”在提升个体诚信感方面展现了更强的效果。(3)一种机制的实现会对另外一种机制形成“挤出”效应。

儒法文明的重构与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的两条道路:比较政治学的考察

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之下,东亚儒法文明中的中国和日本共同把富强作为最急迫的国家应战目标,但是在“儒主法辅”还是“脱儒入法”这一大战略选择上两国则分道而行,日本不仅走向“脱儒入法”的资本一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在文明归属上纠结于“脱亚入欧”;中国则在重建大一统文治国家的曲折探索中,迈向轴心文明国家的复兴。从区分利害与是非的高度上比较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经验的得失,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东亚世界的发展方向。

先秦法家的忠德观及儒法忠德观的异同——以战国时期三晋法家为例

法家作为政治思想流派,主要出现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在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中,相当多的法家思想家都与韩、赵、魏“三晋”有着深远的关系。他们或是出生于“三晋”,或曾经活跃于“三晋”的政治舞台上。法家不仅重视法、术、势,而且对政治道德也给予极大的关注,特别注重高扬忠德。与儒家广义的忠德观不同,法家的忠德观相对狭义,主要集中在忠君这一点上。通过对三晋法家代表人物忠德观的分析不难发现,法家忠德观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自私人性论基础上的,其政治定位主要奠基于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上,至于其核心内涵则完全集中在臣子对君主的绝对、片面的忠顺上。概言之,以三晋法家为代表的先秦法家学派对忠德的界定和阐扬主要集中在臣子忠君上,其根本还是服务且服从于君主以法、术、势来治国理政。因为是建立在维护君主专制这一目的之上,因此,法家的忠德观主要体现为忠君道德,且缺乏先秦儒家忠君道德那种双向性,而表现为绝对化的、单向度的忠君。

商鞅变法的国家治理意义与儒法合流的公共经济内涵(下)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顺应历史的需要,围绕国防公共产品的提供,建立“以力为本”“力胜天下”的力政政治秩序。然而,秦帝国虽然完成了武力建国,却混淆了建国与治国的差异,忽视治国型公共产品提供模式的构建,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尽管差异明显,但儒法思想其实都在探讨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与供求关系。法家的执行机制在国防型公共产品提供中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而儒家建立的道德秩序却有利于人际、群际关系的建立与稳定。儒法两家经过思想碰撞和政治实践,在两汉之后逐渐形成儒法相融、外儒内法的政治思想体系,成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公共经济理论基础。

商鞅变法的国家治理意义与儒法合流的公共经济内涵(上)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顺应历史的需要,围绕国防公共产品的提供,建立“以力为本”“力胜天下”的力政政治秩序。然而,秦帝国虽然完成了武力建国,却混淆了建国与治国的差异,忽视治国型公共产品提供模式的构建,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尽管差异明显,但儒法思想其实都在探讨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与供求关系。法家的执行机制在国防型公共产品提供中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而儒家建立的道德秩序却有利于人际、群际关系的建立与稳定。儒法两家经过思想碰撞和政治实践,在两汉之后逐渐形成儒法相融、外儒内法的政治思想体系,成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公共经济理论基础。

老子不老:作为儒法和解之基的新道家

一部中国思想史,就其根本而言,实际上就是一部儒法之争的历史,也即一部坚持“礼治”还是坚持“法治”的历史。然而,追本溯源,无论是儒家礼治所尚的亲亲而仁民的家国合一,还是法家法治所尚的己之私利以成天下之公的以利释义,都是以老子“道法自然”的“生命自组织性”为其共同的终极依据、终极根基。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克服中国思想儒法取舍之间非此即彼的两难,同时正如近现代异军突起的“以道释儒”“以道释法”复老思潮所表明的那样,也为当代呼之欲出的“新道家”的兴起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铺垫和贡献。

“儒法合流”的历史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汉初的“汉儒批法”及随后的“儒法合流”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件,其背后反映着封建大一统权力秩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价值建构的客观要求,本质上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价值重构。但作为统治策略的“儒法合流”,并没有真正解决“家天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德治和法治的有效结合问题,反而造成了“礼高于法”等一系列封建社会秩序建构的缺陷,并影响到了随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探索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一致。

儒法之争与儒法整合——儒法国家形成的重要基础

学术思想的发展同国家的政治实践相伴相生,凡具备治国才能的统治者都能积极从中汲取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和有利于维护其统治的治国方略。先秦两汉时期,儒家与法家在人性和政治方略上的分歧,导致两家思想上的激烈冲突。同时,双方在历史发展、学术思想以及官僚体系和帝王政治中又逐步体现出整合的趋势。儒法两家思想的斗争、对立与整合,不仅引起古代思想、法律、制度及政治策略的巨大变革,也为儒法国家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传统儒法之争与合——以电影《武侠》中的情、法冲突为例

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始终体现着儒法之争。汉代以前主要是儒家、法家的外部派别之争,而儒法合流后逐渐变为儒家内部的主法论和主情论的争执了。电影《武侠》表现出现代人对于情与法冲突的矛盾心理,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对古代司法的误解。在传统中国,儒家与法家在准则法上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是实现方法的区别,情与法的冲突及和解所经过的三个阶段证实了这一点。情与法的冲突同样存在于现代法治环境中,当代中国处理情与法的冲突时候不能摆脱历史的影响,同样也不可割裂历史。

儒法之争的本质及其现实启示

儒法之争发端于中国春秋战国之际,是在儒法两家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德刑关系的争论。儒家认为"以德治为本",法家认为"以法治为本"。随着秦灭汉兴,德治为本成为大势所趋。文章从儒法之争的历史及其本质进行深层探析,揭示其对现实的几点启示,即要适应当代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就必须在加强法治的同时,努力加强德治,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

儒法同源:早期儒法关系考

早期法家由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特殊性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其源头之一即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外王思想 ,其思想体系具有与儒家融合和互补的特点。早期法家注重联系社会现实 ,积极参与政治实践 ,其目标和出发点与儒家殊道而同源。早期法家代表人物通常具有儒家背景 ,因而其社会实践带有儒家痕迹 ,同战国中后期法家具有明显的差异 ,严格意义上来说 。

整体论进路与乡土共同体——论“儒法合流”的成立基础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本模式的“儒法合流”,其成立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它们共同具有的整体论进路,在儒家是强调“家族本位”,并通过“孝”的中介而连接到国家;在法家是赤裸裸的国家本位,其实质是强调君主私利。它们在操作层面的关联是通过儒学的意识形态化来实现的。二是国家与乡土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即由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在秦汉地域制国家产生以后,乡村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乡土共同体并没有随之消解,国家政权力量还不能在长期内有效延伸到乡村,这些地域的社会整合必须借助儒学的教化作用。

超越儒法之争——礼法传统中的现代法治价值

先秦儒法之争并非"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汉代新儒学融合百家,也终结了儒法之争。中华法系是礼法体制、礼法法系,并形成了帝制中国"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和志士仁人对"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礼法仍存活在中国人的法文化血液深层之处,其中不乏有益于建构现代法治中国的元素和智慧。在法制和法文化领域,建立文化自信和接续、转化、弘扬传统,应从礼法传统入手,一味地从法家"法治"儒家"德治"去分头寻找,可能本身就已陷于路径选择之误。

从无为而治到儒法兼综——文景时期地方吏治的历史考察

本文以地方吏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为切入点 ,兼及中央政治的变化 ,从实际操作层面对文景时期地方吏治的演化 ,作了系统考察。认为在汉初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方针的指导下 ,地方吏治宽松 ,虽然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政治空间 ,但是也加重了汉初本就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 ,坐大的诸侯王国、富裕的工商阶层与权行乡曲的游侠势力交叠在一起 ,使得汉廷的地方统治秩序日趋紊乱 ,地方吏治日益腐败。另一方面 ,儒家思想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日益茁壮成长 ,他们中的儒法兼综之辈 ,面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在文景时期提出了政治革新的要求 ,并受到了一直在谋求皇权扩张的皇帝积极而有力的支持。“孝文本好刑名 ,”反映的正是皇权试图扩张的实质。两者的努力在根本上改变了此前的地方统治格局。这次变革影响深远 ,后世循吏与酷吏兼用的吏治风格即肇端于文景时期。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发展历史上 ,文景时期有其特别重要的一面。

儒法治国思想的异路与互补

儒家和法家政治法律思想差异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治国方略的不同路向 ,形成了德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不同传统 ,并奠定了儒法互补的基本格局。儒法互补在历史上经历了汉代和唐代两次高潮 ,逐步实现了双向互补。自汉以来 ,历代统治者都深谙儒法两家间会通嫁接的真谛 ,奉行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术。离开了儒法互补 ,就无从把握和理解中国传统治国模式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关于“儒法合流”的几点思考

文章主要以封建社会政治集权性和经济分散性的矛盾冲突为基点 ,分析双方在法律观念上的异同。对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上“儒法合流”

论法律文化“儒法并用,德主刑辅”在高校中的传播

在大学校园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传统法律文化,对于建设和谐高校校园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法律文化"儒法并用,德主刑辅"以及传播媒体予以概述。其次,主要从校园活动、传统媒体、新媒体这三种传播途径,重点论述"儒法并用,德主刑辅"法律文化的传播。如:院系之间联合,组织一些规模较大、影响面较广的宣传活动;院系与相关行政部门联合,开展法律文化传播活动;院系与学生组织、学生社团联合,在校园内传播传统法律文化;院系向学校申请,邀请知名学者、教授来校进行讲座或组织研讨活动;开设公共选修课,教师课堂讲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利用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传播;利用校园网,微信、微课、楼宇电视(IPTV)等新媒体传播。

先秦儒法婚姻思想比较

先秦儒、法婚姻思想既"同"又"异","同"表现为两家都以维护当时约定俗成的婚姻道德为己任,以建立某种使男性受益的婚姻家庭秩序为目标;"异"表现为两家在达至理想婚姻家庭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上略有差异。"同"源于两家共同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共同作为男权社会代言人的身份,"异"源于两家有差别的人性观和治世方略。

儒法法理学异同论

儒法两家形成于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因当时急剧动荡的社会状况所要求,他们都提出过治理国家的独特方案。这些治国理论后来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两个重要渊源。研究儒法两家学理的异同及其历史命运,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法律乃至古代社会将不无帮助。 一 从自然法的角度论述人定法,是古代法学理论也是儒法两家共有的特点。天的法则和人的本性是儒法谈论自然法时触及最多和最基本的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