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思想脉络中的儒法之争及其影响

在中国古典思想脉络中,诸子百家之说形成和奠立了影响深远且丰富多元的政治思想传统。其中,儒法之争尤其具有典范性的思想意义,其思想论争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由此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人或人性的看法根本不同,对人类历史进程-社会生活境况的认识和理解迥然有异,对治国为政之道的认识和理解截然有别。从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治国为政中,法治与德治两者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儒法之争的本质及其现实启示

儒法之争发端于中国春秋战国之际,是在儒法两家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德刑关系的争论。儒家认为"以德治为本",法家认为"以法治为本"。随着秦灭汉兴,德治为本成为大势所趋。文章从儒法之争的历史及其本质进行深层探析,揭示其对现实的几点启示,即要适应当代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就必须在加强法治的同时,努力加强德治,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

超越儒法之争——礼法传统中的现代法治价值

先秦儒法之争并非"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汉代新儒学融合百家,也终结了儒法之争。中华法系是礼法体制、礼法法系,并形成了帝制中国"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和志士仁人对"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礼法仍存活在中国人的法文化血液深层之处,其中不乏有益于建构现代法治中国的元素和智慧。在法制和法文化领域,建立文化自信和接续、转化、弘扬传统,应从礼法传统入手,一味地从法家"法治"儒家"德治"去分头寻找,可能本身就已陷于路径选择之误。

传统儒法之争与合——以电影《武侠》中的情、法冲突为例

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始终体现着儒法之争。汉代以前主要是儒家、法家的外部派别之争,而儒法合流后逐渐变为儒家内部的主法论和主情论的争执了。电影《武侠》表现出现代人对于情与法冲突的矛盾心理,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对古代司法的误解。在传统中国,儒家与法家在准则法上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是实现方法的区别,情与法的冲突及和解所经过的三个阶段证实了这一点。情与法的冲突同样存在于现代法治环境中,当代中国处理情与法的冲突时候不能摆脱历史的影响,同样也不可割裂历史。

“国家政治”与儒法之争

法家对儒家的批判是在“国家政治”兴起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法家认为,国家政治是一种“陌生人”的政治,需要打破血缘、脱离伦理、去除人情,才能实现政治的统一、稳定、公平。儒家政治,根本上是一种源于伦理人情的政治,难以完成这一时代任务。所以,必须要将“政治”从儒家的“伦理道德”中分离出来,并建构一种超越伦理的政治道德。因此,法家主要从秩序构建、治国之道、为政之道三个层面,分别对儒家的“德性”“德治”“德政”进行批判、清理。法家的创变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也产生了相应的副作用,但其出路在于进行政治国家的改造,而不是重新将“政治”收入“伦理道德”之中。

儒法之争与儒法整合——儒法国家形成的重要基础

学术思想的发展同国家的政治实践相伴相生,凡具备治国才能的统治者都能积极从中汲取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和有利于维护其统治的治国方略。先秦两汉时期,儒家与法家在人性和政治方略上的分歧,导致两家思想上的激烈冲突。同时,双方在历史发展、学术思想以及官僚体系和帝王政治中又逐步体现出整合的趋势。儒法两家思想的斗争、对立与整合,不仅引起古代思想、法律、制度及政治策略的巨大变革,也为儒法国家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儒法之争——汉初儒学由“复兴”到“官学”历程的再检讨

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一直为汉初思想家所热衷讨论。汉初执法者浓厚的“以法为教”思想成为儒生们所努力破除的对象。叔孙通在不废秦法的前提下巧妙地将儒学思想融入时政策略中,迈出了汉初儒学复兴的第一步;陆贾建构了汉代的儒学体系,奠定了汉初儒学的理论基础;贾谊则展开了对法家思想的批判,建构了大一统的国家理念;至董仲舒时,通过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确立了儒学的“官学”地位,完成了从“以法为教”到“以儒为教”的转变,开启了二千年中国儒学正宗的历程。

盐铁会议“儒法之争”与法家在西汉中期的危机

法家思想自秦到汉不断以各种形式被应用到政治实践中。而其理论中蕴含的矛盾与危机也不断暴露:第一,"以刑去刑"的重刑论彻底失败;第二,法律简与繁的冲突;第三,"尊主"与"明法"的矛盾导致君权超越法权,法治精神被破坏。上述危机在盐铁会议上充分展现。桑弘羊对第一、第三个危机的无能为力预示法家在政治领域统治地位的衰落。而对第二个危机的成功化解则使其在政治理性化、行政规章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法家最有价值的部分。贤良、文学提倡儒家政治的同时更深入揭示法家上述危机,对政治儒家化的最终确定做出重大贡献。

从差异到共识:先秦诸子研究的视角转换——以“儒法之争”为例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古今学者对"争鸣"格局的学术梳理,凸显了先秦诸子思想之间的差异和分歧。然而,差异与分歧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基本政治价值及救世情怀层面的共识。传统的"儒法之争"思路,无法准确揭示儒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共识"研究视野的先秦诸子研究,差异与分歧只是在共同思想底色上或浓或淡、或双色或单色的区别,是在共同政治价值基础上体现的各自侧重点之差异,而非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差异。

老子不老:作为儒法和解之基的新道家

一部中国思想史,就其根本而言,实际上就是一部儒法之争的历史,也即一部坚持“礼治”还是坚持“法治”的历史。然而,追本溯源,无论是儒家礼治所尚的亲亲而仁民的家国合一,还是法家法治所尚的己之私利以成天下之公的以利释义,都是以老子“道法自然”的“生命自组织性”为其共同的终极依据、终极根基。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克服中国思想儒法取舍之间非此即彼的两难,同时正如近现代异军突起的“以道释儒”“以道释法”复老思潮所表明的那样,也为当代呼之欲出的“新道家”的兴起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铺垫和贡献。

当代视角下的儒法之争

汪晖:我先简要介绍一下,我是汪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今天我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李灵茜老师委托来主持这样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联合举办的。为什么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文研院一起合作?文研院这样的活动很多,是一个特别好的学术平台。

从儒法之争看焚书与坑儒事件

秦始皇是集大功与大过于一身的传奇人物。有人认为他乃"千古一帝",也有人认为他是祸国殃民、贻害万年的"罪魁祸首"。而认为始皇是千古罪人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是否真的罪不可恕?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文章试从儒法之争的社会背景与角度去分析焚书坑儒事件,从而得出与传统观念不太一致的结论。

盐铁会议与儒法价值观之争——盐铁会议实质再研究

盐铁会议和《盐铁论》是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史料,但是对于盐铁会议的实质,学者们莫衷一是。有主张盐铁会议是儒法之争者,也有认为盐铁会议是政策之争者,还有认为盐铁会议是权力之争者。事实上,盐铁会议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叠加的产物,要准确把握盐铁会议的本质,就必须从盐铁会议背后所反映的各种矛盾入手。文章认为,盐铁会议的实质是儒法二家在国策之价值取向上的分歧与对立,这次会议是儒学由思想文化进入政治文化的一个标志。

浅析儒法思想及法家失败原因

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此相匹配的是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儒、法两家思想。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在汉武帝之后逐渐成为我国传统道德思想,而法家思想则在秦灭之后似乎突然销声匿迹。本文试从历史上儒、法之争,对儒、法两家思想做一比较,探究为何儒家思想最终成为我国主流思想,以及法家思想其根本弊端在于何处。

先秦政治思想史上的道义与功利之争

先秦政治思想领域一直存在着重道义和重功利两种思想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商代表现为商王朝崇尚严刑峻法和周邦倡导明德慎罚的不同,在西周表现为鲁国"亲亲上恩"和齐国"尊贤上功"的不同,在春秋表现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不同,在战国则集中表现为推崇礼治的儒家和推崇法治的法家之间的激烈交锋。两派思想的对峙与冲突不但贯穿了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始终,还从根本上决定了当时政治思想的局面和进程。两派政治思想对立关系的形成,与中国早期国家的特殊形态即宗族国家形态密切相关。宗族组织与国家机器的紧密结合,家族伦理与政治伦理的高度一致,首先促生了代表宗族势力、富于宗法与亲情气息、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道义派政治思想,而作为代表国家势力的一端,注重政治与法规建设、看重行政效率和国家实力的功利派政治思想也相伴而生。道义与功利之争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领域反复出现并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这是中国古代家族组织、家族文化和宗法意识特别发达的社会政治现实必然导致的结果。

先秦“铸刑书”“铸刑鼎”之争的宪政思维新论

对于春秋时期郑国"铸刑书"和晋国"铸刑鼎"两大事件,过去人们一般只关注其"成文法"和"公布"的历史意义。"铸刑书""铸刑鼎"之争的宪政学意义,表面上看,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其深层含义,却体现了早期法家与早期儒家关于法律、国家治理的不同立场。如果说子产的选择反映了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伦理的宪政思维方式,那么叔向、孔子的态度则体现了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伦理的宪政思维方式。"法究竟由谁控制"的问题以及"所铸之法能否起到理想的治民效果"的问题,是双方争论的两个焦点之所在,也是儒法之争的实质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