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江南儒生阶层与乡村伦理秩序的重建——以余治为中心的教育考察

余治为晚清"善人"的典型。他出身于一个恪守传统伦理道德的乡村贫寒家庭,接受的是儒生阶层的以科举为人生价值取向的教育,因而他在思想与行为上表现出坚守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地区伦理秩序空前紊乱,以余治为代表的儒生阶层为了应对这种冲击与破坏,融汇佛道思想,吸纳江南的民间信仰,将传统的儒生价值观通俗化与普及化,为江南地区伦理秩序的恢复和重建作出了突出贡献。

人际伦理、社会仪式与国家秩序——儒生阶层的政治社会化

从现代政治理念出发评析古代儒家的政治观点,以期发掘儒家学说中值得借鉴的精华,提升不断弱化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作者研究了宗法一体化的超稳定结构与儒生阶层的政治社会化之间的关系,认为:近世王朝统治衰弱以致中华文明不敌西方文明的强势挑战,也可以从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找到根由。因此,借助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这个视角,可以发现"儒生—士大夫—官僚系统"这一同构体在古代中国社会宗法一体化的超稳定结构的生成与维持之中的角色功用与负外部性,进而探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国家学说(政治儒学)与作为日常生活世界运行准则的儒家伦理(文化儒学)的价值与悖论,发掘出儒家学说中值得吸收的东西,以提升不断弱化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在借鉴与警惕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的同时,在现代社会大规模、弥散性的政治社会化之中糅合进现代政治伦理与法治精神,为最终构建起一个合理的政治道德体系而努力。

政治人的生活政治:儒生阶层与帝制中国的国家治理

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政治人,通过生活政治化和政治生活化的双向互动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形塑着国家治理形态,即"生活政治"。儒家伦理通过提供统一的道德信仰和国家学说建构了帝制中国的意识形态认同,由儒生、士大夫和乡绅构成的政治人集团则充任帝制中国国家治理的主体。儒生按照儒家伦理的指引,将政治价值糅合进个人修养、家庭生活与社会交往,在生活政治之中习得政治技能,参与并主导国家治理,由此形成的帝制国家治理秩序在维持传统社会超稳定存续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从而为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历史镜鉴。

晚清江南儒生阶层的社会教化实践——以余治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主要以余治为中心，深入探讨以他为代表的儒生阶层重建晚清江南市镇乡村伦理秩序的教化努力问题。在考察余治宣讲乡约、变通义学、推广劝善剧、辑著和广分善书等具体教化活动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分析儒生阶层伦理教化的践行效果，力求为当今的社会教化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