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以教化:辜鸿铭儒经翻译思想研究

辜鸿铭的儒经翻译活动开展于社会巨变的晚清时代,其翻译思想具有典型的“教化”特质,即将中国儒教中的“道德责任感”教化至西方,以弥补西方文明中对于“道德”这一文明标准的缺失。研究发现,这种“教化”翻译思想生发于其独特的文化身份与秉持的“良民宗教”观,其以消除译文与读者的隔阂与重视读者感受为翻译策略和手段,力图实现西方社会对儒家“道德责任感”的吸纳,进而完成其救国济世的核心目的。

从书籍史的角度看汉代儒经的制作、流通与阅读

经,本意为织布机的纵线,织布时纵线不变,引申为恒常之意,儒经指蕴藏儒家恒久至道的文字著作。儒经中的仁义思想成为汉代士人反思秦政的有力武器,自武帝起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文本载体。儒经的制作、流通、阅读贯穿整个汉代。制作儒经的材料以竹简为主,以木板、帛、石碑为辅,无实物留世的儒经由先秦遗儒口述重新写定,国家利诱士人消费儒经,形成有组织的儒经生产机制。汉代官学教育保障儒经的广泛流通,皇族和豪族的藏书为儒经的传播流通提供实物支撑,允许民间自由藏书的政策使儒经的阅读群体扩大。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族、以功臣为代表的豪族、以小势力地主为代表的寒族是汉代儒经的主要读者,阅读儒经成为其安身立命的时代要求,儒经经义渗入汉代的各类制度,内化为汉人的精神风貌和日用习常。

辜鸿铭英译儒经研究:回顾与展望

目前,辜鸿铭英译儒经的研究存在三个问题,即对辜鸿铭苦心孤诣之独特译法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的考察不够充分,对辜鸿铭儒经译本,特别是《中庸》译本的研究不足,对辜译儒经于中华文化在西方传播中的贡献估价不足。我们建议对辜鸿铭通过英译儒经传播中华文化的行动给予重视,但不急于给辜鸿铭及其所译儒经上纲定性,应切实加强对其译本的调查研究。

理雅各英译儒经的特色与得失

理雅各英译儒经是汉学界和翻译史上纪念碑式的作品,理氏译本在阐释、翻译、注释、绪论、文体诸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译者忠于原作、贴近原语、善为读者考虑;但理译也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理雅各、辜鸿铭英译儒经的不及与过

理雅各（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１８１４～１８９７）和辜鸿铭（１８５７－１９２８）是英译儒经的两位先驱。他们是英译儒经历史上最早的两块里程牌。对理、辜译文的得失，人言言殊，而笔者认为两种译文各有特点，优劣互见。不妨说，理译失误较多，失之于“不及”，而辜译...

辜鸿铭的儒教观及对其儒经翻译的影响

清末大儒辜鸿铭学贯中西,归国后尤着力于孔孟儒家学说的研究。他认为儒教的本质就是良民宗教,儒家之道不仅是中国国民所尊崇的道德,也是超越东西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驱动力下,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将《论语》等儒家经典译介到西方,意使西方改变对中国文明的偏见,宣说中国文明的道德基础。

从个性倾向性论辜鸿铭英译儒经的动因

本文根据心理学中个性倾向性的有关理论,从世界观、动机、理想三个方面入手,探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辜鸿铭从事儒经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动因,从而促进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信于本,传以真——论理雅各的儒经翻译观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世人对其一以贯之的"信本"原则褒贬不一,对其内涵丰富的翻译观不甚了了。文章将理氏儒经翻译观概括为"信于本,传以真",即:立足(原文)文本,探求本义,揭示本真;诚待作者、读者和译事,以实现文化传真。在此翻译观指导下,理氏采用"绪论、注释文外导读,显化、异化文内传真"的翻译策略,取得较好的翻译效果。理氏译经理念及成就对我国典籍英译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修辞劝服视角下的辜鸿铭儒经翻译研究

在考察辜氏儒经翻译的深层次动机与其翻译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本文从西方修辞学的劝服理论视角对辜氏儒经翻译进行修辞解读,认为辜氏翻译儒经深受当时的文化及政治使命的驱使,其儒经翻译实际上是借翻译发声的劝服行为,以成功说服为翻译的终极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翻译策略的选择。

显化与辜鸿铭儒经英译

借用语料库翻译学中显化的视角,描述辜鸿铭儒经英译中语内显化和语用显化,并重点分析其语用显化之因与过,以期为当下的典籍英译提供一些借鉴。

刘知几疑古思想的形成及考辨儒经、古史之成就

本文是作者有关《交通》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作者从辨伪学的角度，分析了刘知几疑古思想产生的渊源，总结了《交通》在考辨《尚书》、《春秋》、《论语》等儒家经典以及《史记》、《汉书》、《东现汉纪》、《晋书》等文书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肯定了刘知几大胆的疑古精神，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不足。

儒经在俄罗斯的译介及其文化意象

俄罗斯的汉学和中国学自18世纪初以降已历时近300年。俄罗斯的儒学在20世纪以前以对儒学经典的译介为主,直至20世纪初进入研究阶段,波波夫被视为俄罗斯儒学研究的奠基人。儒经的文化意象则由于不同的历史时代经历了由对人类价值共性的道统探寻到当代对团体及国家、政府及人民互动原则的政统关怀。

意识形态对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操纵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隐形的力量对文学创作和翻译实践具有操纵性。辜鸿铭的儒经翻译极具特色,传统的译论标准很难对辜鸿铭的译本作出恰当的评论,而意识形态对翻译具有操纵性这一视角为重新审视辜氏的译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以辜鸿铭的《论语》和《中庸》的译本为研究文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对辜鸿铭的翻译活动进行了无形的操纵,主要表现在译者对原著的选择和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上。

翻译与宗教的互动关系探析——基于儒经西传的视角

中西方文化交流由来已久。自16世纪末起,传教士出于传教的需要而译介儒经,引发了持续至今,规模相当的儒经西传盛事。值得注意的是,由众多的译本来看,儒经的翻译不同程度上受到传教士自身宗教信仰的影响。让人深思的还有,在西传过程中,不少传教士或多或少接受儒家思想;而部分传教士的译介活动遭到宗教组织的反对,并引起罗马教廷与清廷的对立。文章通过以上史实与相关译本的分析,论述了翻译与宗教的互动规律:宗教启动翻译,催生翻译家;宗教信仰直接影响译者对文本的解读及其翻译措辞与总体策略;翻译活动可以促进宗教文化的扩容或导致宗教冲突。

创造性翻译与文化挪用——庞德的儒经译介评析

庞德一生崇拜和推介中国文化,儒家思想是他翻译和创作的重要源泉。但庞德译介儒经的目的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腐朽的西方社会找到一剂药方,所以,他在翻译中的改写、创造和挪用的成分很多,导致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歪曲。

辜鸿铭及其儒经翻译——从辜鸿铭儒经翻译的动因看其翻译策略

辜鸿铭是我国近代精通中西文化的著名学者和翻译家。他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其翻译思想也值得人们研究。本文从辜鸿铭进行儒经翻译的动因入手,探讨其翻译策略,从而深化人们对翻译家辜鸿铭的研究,以期对当今的典籍翻译事业有所启示。

儒经义疏名义、体式考正

文章通过考察"义疏"字义演变,得名缘由及历代儒经义疏体式特点,对目前学界对于"义疏"的一些看法做出了辩正。文章指出,"义疏"复合"义""疏"二字而成,各字取义不同,"义疏"名义因此有别,同时,由此名义之下,亦存在着彼此相关但相互区别的三种不同体式。

一部失于严谨的新版儒经

《中国出版》编辑部: 你们好!拙文旨在批评当前出版界粗制滥造之风——《春秋 梁传全译》不过是典型的一例。在媒体上进行曝光,难免会使当事人不快,但也可能对其有所触动,反而有利于改进工作;或由此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以促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出版单位负起责来。

《水浒》再探讨再评价——《水浒》为儒经义理图解性读物辨

《水浒》是我国家喻户晓影响巨大的文学名著，如何理解和评价这部作品，历史争议很大，褒贬不一。建国以来，学术界几次讨论，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它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文学作品，其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其人物塑造具有典型性。

辜鸿铭儒经英译中格义策略的伦理审视

辜鸿铭在儒经英译中基于目标语社会的规范,采取了格义策略。从翻译伦理的视角看,这种策略符合基于规范的伦理,违背再现伦理,在提高译文可读性的同时,抹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性。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今天的典籍外译应适度采取陌生化策略,同时兼顾目标语社会的规范,遵守存异优先、兼顾规范的翻译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