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与儒耶哲学对话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受西方哲学影响最深、并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理论创造来会通中西哲学、将中国哲学提升到新水平的活跃人物。他回应了利玛窦关于太极"其象何在"的质疑和艾儒略关于"元气不能自定己性"的驳难,吸取利玛窦以"实有"释"诚"和艾儒略关于"元质总无变灭"的观点并加以发挥,创造性地发展了元气本体论。他吸取基督教哲学"以克傲为本"的观点,扬弃其"认识自然即所以认识上帝"的观念,吸纳其几何学方法之精义,提出"学者以去骄去惰为本"说以及"惟质测"能"即物以穷理"的新格物说、重视抽象推理能力的新致知论。他吸取基督教哲学关于"人所异于禽兽者非几希"、自由意志为"善恶之原"、人性发展是"涤旧而更新"以及"理卑于人"等思想因素,并作了新的发挥。

黄宗羲与儒耶哲学对话

黄宗羲"平生心得,为先儒之所未发者",几乎都是对儒耶哲学对话争论的主要问题的回应。在本体论方面,他吸取了西方哲学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来阐明中国古代的上帝观,但反对基督教赋予上帝以人格神意义,并试图调和上帝信仰与儒家孝道的冲突;在人性论和人生哲学方面,他吸取了西方哲学的方法论,提出了"论性之一本万殊"新解,确认志士仁人灵魂不灭;在认识论方面,他对阻碍科学发展的象数迷信和以先验道德秩序附会自然的主观臆说作了全面系统的批判,主张"推物理之自然",深究"所以然之理",确立了"一本而万殊"的多元学术史观。面对中西文化冲突,黄宗羲既具有鲜明而坚定的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又对"先儒有所未尽"具有清醒的意识,通过借鉴和吸取西方哲学来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之"体"与"用",其理性态度值得肯定。

明清之际哲人与基督教的认识论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哲学认识论发展的影响

晚明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三大理论基础,引发了关于认识论三大问题的对话:人能否认识终极的绝对真理?是即物以穷理还是立理以限天?科学方法是否具有普世性?对话导致了中国哲学认识论的三大突破:一是在批判审视人的认识能力的前提下,确立了辩证发展的多元真理观;二是以注重质测之学的观念取代了宋儒"援虚理以立说"的先验论,提出了建立在科学实证基础上的新格物说;三是从中国哲学中寻找西方科学方法生根的土壤,在引进几何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超越程朱陆王的新致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