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家儒莲的早期戏曲翻译

文学翻译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交流过程中发生的文化筛选的集中反映。因此,对翻译活动的研究有助于凸显文化交流的内在脉络。对19世纪法国汉学家儒莲初期戏曲翻译活动及译作的梳理与分析表明:在19世纪法国汉学家的戏曲翻译活动与17、18世纪的中法文化交流,尤其是某些法国耶稣会来华传教士的工作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承继关系。

从《灰阑记》译本看儒莲戏曲翻译的思路与问题

对中国戏曲作品的译介是法国学院汉学在19世纪上半期的主要成就之一。不过,认可其推动中法间文学交流的同时,也应看到,当时的汉学家受实证主义思潮等因素影响,在翻译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将语言与文化相割裂的倾向。本文希望以儒莲的《灰阑记》为例来展现这一问题。

《景德镇陶录》儒莲法译本编译成因初探

本文从法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欧洲陶瓷生产发展的强烈需求和译者儒莲的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对该译本的编译成因作了初步探讨,也为进一步研究和利用中国陶瓷典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平山冷燕》法译本看译者儒莲的多重身份

作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在西方世界的早期重要译作之一,《平山冷燕》法译本展现了法国汉学家儒莲作为译者的复杂角色。《平山冷燕》既为儒莲提供了教授汉语语言文学的途径,又成为了其传播和塑造东方形象的一个平台。本文从译本出发,结合译者的翻译理论及其翻译实践,探讨文本所体现的译者的多重身份。

十九世紀歐洲漢學知識網絡的編織 法國漢學家儒蓮與德國語言學家加貝倫茨之間往復書簡十三封

本文對收藏在德國阿爾滕堡的圖林根州檔案館中的法國漢學家儒蓮與德國語言學家加貝倫茨之間往復書簡13封進行了解讀,目的在於還原歷史語境以便更好地理解這些文本,同時揭示,儒蓮自1832年擔任法蘭西學院的教授起,一直到1873年去世的40多年中,不斷與人文學界、科學界的學者進行知識交流,形成了以流動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知識網絡。通過儒蓮與包括加貝倫茨等學者的通信,東亞語文學知識、地理學知識、生産制造方面的傳統等等得到了充分的討論,并被納入到整個現代科學知識體系之中。

雷慕沙、鲍狄埃和儒莲《道德经》法语译本及其译文特色比较

17世纪来华返欧的一些耶稣会士曾将《道德经》的部分章节译成拉丁语、法语,并以手稿的形式流传于欧洲,影响到了早期法国汉学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其中雷慕沙及其两位学生鲍狄埃和儒莲的三个早期法译本较为重要。雷氏译本并非全译本,其翻译和注释均有谬误。后两者回应了他的观点,并各自做出了一个全译本。鲍译为较抒情的意译,选词上有鲜明的导向性和感情倾向;而儒译则是较客观的直译,给读者留有判断的余地。三个译本的源流衍变,呈现出了早期《道德经》法译本的特色和学术史背景。

黄伯禄和徐伯愚——最早获得儒莲奖的中国人

由法兰西金石与铭文学院颁发的儒莲奖,是国际汉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最早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是黄伯禄和徐伯愚,他们分享了1899年度儒莲奖。1914年,黄伯禄又以其《中国地震考》一书再次获得该奖。相关论著在提及此事时,常有误差,有详述之必要。

儒莲法译《道德经》的经典生成路径及呈现

翻译内在的生成性赋予译本以生命活力。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翻译文本同文学文本一样经历多重复杂因素的考验,并在文本竞争与历史抉择的共同作用下被纳入优胜劣汰的进程中。生存下来的译本生命获得延续,经典也在此中得以建构。本文以法国汉学家斯塔尼斯拉斯·儒莲翻译的《道德经》为例,从经典化和经典性两个层面着手考察翻译经典的生成路径,分析历史语境及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对译本命运产生的影响,探寻译本生命的蕴意,以辩证思考此中的利弊得失。

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的首次尝试——论《景德镇陶录》儒莲法译本的价值

法国汉学家斯塔尼斯拉斯·儒莲于1856年将中国陶瓷典籍《景德镇陶录》翻译成法文版本,并译其书名曰《中国陶瓷历史及其制作方法》,这是中国陶瓷典籍的第一部外译本,也是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的首次尝试。本文从深度翻译理论的角度评析了该译本的编纂价值,认为该译本尽管存在删减漏译、注释细节等方面的不足,但是其编排方式合理,内容涵盖丰富,注释方法得当,注释内容具有历史学、工艺学、文献学等诸多研究价值,在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实践中具有开拓性意义,即使在整个中外文化典籍深度翻译实践中,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儒莲及同时代法国汉学家与旅法华人交往考

由于从未来过中国,19世纪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的研究一般被认为没有中国人参与的成分。本文通过梳理儒莲及其同时代汉学家与中国人接触的零星史料,分析儒莲手稿中两份中文写本及一份笔谈文本,证明儒莲在五十余年的汉学研究生涯中,周围曾先后出现过多个具备一定教育背景的中国人,目前至少可确认其中部分人曾为儒莲提供过协助,而另一些人曾为其他汉学家充当过助手,可能对儒莲也有过帮助。有鉴于此,儒莲独力完成其所有汉学研究的观点似有理由受到质疑,而中国助手在儒莲及其他19世纪法国汉学家工作中曾发挥的作用也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十九世紀的漢學與中亞地理知識建構 亞歷山大·馮·洪堡致法國漢學家儒蓮書簡十一封

本文對亞歷山大·馮·洪堡寫給法國漢學家儒蓮的11封書簡進行了解讀。洪堡與儒蓮有關東亞語文學、地理學、地質學等知識的討論,將東亞和中亞知識納入到了整個現代科學知識體系之中。正是這種不同學科的巨擘間所進行的知識交流,形成了以流動的方式建立起來的19世紀知識網絡。從中我們可以看到,19世紀的科學所仰仗的是這一時期的知識流動性以及在此基礎之上形成的網絡。歐洲和非歐洲的知識正是在此時從“文人界”(res publica ltteraria)轉變成馬了现代科學體系。

王韬与19世纪西方汉学

王韬不仅是19世纪西方汉学肇兴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共同建构者,也是此间西方汉学的一位重要评论者。王韬从中国本土文士/学者以及西方汉学参与建构者的双重立场,对西方汉学所作的观察评论,既有对个别汉学家个案式的观察评论,也有对西方汉学整体式的描述概括。而这在当时西方汉学界之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无疑是极为罕见的。而且,上述观察评论也是建立在比较明晰的“西方汉学”这一自觉意识和认知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在王韬的时代不仅是独特的,也是超前的。

译玄:最早英译《道德经》(1859)译文初探

1868年湛约翰英译《道德经》被认为是最早英译本,然而,笔者新发现的耶鲁稿本,完成于1859年,则要早得多。该稿是一位传教士学校的学生为裨治文所誊抄准备,而后辗转至卫三畏手中,被带至耶鲁大学珍藏至今。本文对比几种早期译本,讨论了耶鲁稿本如何翻译形而上的"道"。耶鲁稿本继承了儒莲法语译本的"科学性",没有如湛约翰译本那样处处暗含了与基督教教义对比的意图。湛译本和耶鲁稿本都较为简洁,但后者某些章节要较前者更为客观。这些都可从翻译形而上范畴的词汇看出。

沙米索《尼怨》出处考

德国浪漫派诗人沙米索著有一首改编自中文的叙事诗《尼怨》，但长期以来学者们未能获知其确切出处。直到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罗泽确定该诗参照了法国汉学家儒莲所译汉诗《尼姑恩凡》，但他并未找到所对应的中文诗作。本文经考证，推断儒莲的《尼姑思凡》译自同名明清小曲，并且儒莲对其进行了艺术加工。

论《白蛇精记》法译本的中文底本

19世纪,一大批中国小说被翻译成法语在法国出版,得到了众多西方学者的关注。由于年代久远,当时的译者选用的小说文本在传抄刻写流传的过程中很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与当今通用版本有所不同,译者也不一定对使用的翻译底本进行标注说明。因此,在对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进行解读分析时,除了考虑到翻译的时代特征、社科水平等客观的外部因素及译者的文化积淀、文本解读能力、语言驾驭能力等主观因素外,还应将译者选用翻译底本纳入研究范围。本文尝试从儒莲《Blanche et Bleue,ou les deux couleuvres fées》译本着手,从译本序言和内容方面对其使用的中文底本进行探寻考证,为之后《白蛇精记》法译本的翻译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避免对译文产生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