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尊孔活动与国民政府的因应--以儒道大会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为缓解中国的反日情绪、营造亲善表象,日本利用尊孔手段大肆开展对华文化侵略。1932—1935年,斯文会负责整修东京汤岛孔庙,并召集中国儒者与圣裔参加儒道大会,成为全面抗战前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高潮。日本的文化侵略是促使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直接外因:出于加强文化上之国防、防止日本挟持圣裔的需要,国民政府克服内部分歧,于1934年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并优待圣裔。与此同时,为改善中日关系,国民政府以中央名义派员参加孔庙落成典礼暨儒道大会,配合了1935年的中日邦交调整。凡此举动,均在国民党尊孔史和对日关系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

“乘桴浮于海”——1935年日本儒道大会与孔裔赴日风波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反日运动高涨。在此种局势下,日本儒教界趁汤岛圣堂重建落成之机,举办了一次空前盛大的儒道大会,配合日本政府标榜的“中日亲善”的对华政策,以期达到笼络中方人士、消弭中国反日情绪的目的,甚至还有将孔裔据为己有的企图。日方通过外交手段与孔家、山东省政府、南京中央政府经过半年的交涉,几经风波,最终如愿使孔裔代表史无前例地渡海赴会。然而此次大张旗鼓的儒道大会,使得日本进一步利用孔子及孔裔的企图暴露无遗,不仅没有起到预期的外交效果,更招致了国民政府的警惕与中国社会的抵制。

董康与中日法制交流

董康,清末曾四渡东瀛日本考察法制,聘请法律顾问和法律学堂教习,参观裁判所与监狱,并编撰成《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在他具体主持及在法律顾问指导下,翻译日本法典八种,拟定《大清新刑律》等七部法律草案。董康在北洋政府初期曾到日本留学、访友、进修;回国后,刑律方面对日本顾问"签注"进行整理,讼诉法方面对日本"博士案"加以修正。后来,又从日本找回我国失落的法律、礼仪,获得日本丧仪、《和汉合律疏》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邀赴日讲中国法学史,如《周礼》《春秋刑制考》等;参观日本刑具博物馆、控诉院、大审院等,并参加东京儒道大会,重获失传的祭孔仪式。总之,董康是清末向日本学习近代先进法制,形成最初"六法";而民国时期向日本介绍中国古代法律文明与近代法制改革情况的第一人。因而是中日法制交流的"巨擘"。

全国抗战爆发前日本对孔府的接触利用与国民政府之因应

在近代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中,儒教是其藉以宣扬“同文同教”的重要手段,作为儒教象征之孔府则是其重要借助对象。自清末民初至全国抗战爆发前,为因应不同时期的对华侵略需求,日本朝野以不同形式对孔府加以利用:从辛亥革命时期拥立衍圣公为帝的论调,到参拜孔庙、结交孔府、支援孔府文化事业、干预国民政府反孔运动、游说衍圣公东渡,甚至提出扶植衍圣公为傀儡政权首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尊孔和圣裔拉拢活动,直接推动了国民政府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和优待圣裔,走向全面尊孔。与此同时,为改善对日关系、展示“亲日”诚意,国民政府回应日本儒道号召,派圣裔代表出席其儒道大会,辅助了1935年上半年之中日邦交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