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嵩的“非韩”与宋代的儒释互动

北宋仁宗年间,士大夫掀起了态势强劲的尊韩、排佛运动。禅宗领袖契嵩以"儒释之道一贯"为理论依据,积极地"非韩"护法。他批评"韩子泥古","不悟佛教适时合用",用"中道皇极"解构"道统"说,用儒佛"同归于治"驳斥佛教害政说。同时,他批评韩愈的性情说,从儒家视角责难韩愈的为学与为人,并"周纳"韩愈,说韩亦受佛道影响。在"非韩"护法的过程中,契嵩用儒家伦理会通佛家戒律,用佛家思想诠释儒家经典,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如他提出儒佛"同归于治",主张"孝为戒先";把"皇极"定义为"天地素有之理";积极挖掘儒家经典如《中庸》等性命之学的内容,在心学的基础上打通三教;比张、程更早地引入"气"范畴论"性"等。这不仅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而且启发和刺激了儒家学者从本体高度阐发儒家思想,从而催生了更具思辨性的理学。

宋代儒释互动的一个案例——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

韩愈因为提倡古文、高唱儒道、排辟佛老而见重于世,其地位甚至一度有超越孟子之势。北宋中前期,僧人契嵩以非韩为策略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他指责韩愈急于求仕,批评韩愈的儒道阐释和性三品说,认为韩愈是"文词人"而并未知道。契嵩非韩,促使士人对韩愈的评价由高转低,而此后士人对韩愈的批评,也大抵不出契嵩非韩的范围,韩愈的形象最终被定格为有功于儒道的"文士"。新儒学的成形,是在儒释互动中逐渐完成的,而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正是宋代儒释互动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从儒释互动视角看契嵩禅师对文中子的评价

宋代佛门大德自主推进的儒释互动,有两个基本支撑点:一是认为佛教主要用于治心,坚持佛教之道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心性论具有优越性;二是认为佛教与儒家的伦理纲常不冲突,承认儒家具有安定社会和维持秩序的功能。文中子王通是隋朝大儒,对中晚唐尤其是宋代的儒家有着深远影响,契嵩禅师称赞文中子为"孔子之亚"和"孔子之嗣"可以从儒释互动视角中得到理解。契嵩禅师高度评价王通,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文中子只是认为佛教不适合中国,但不反对佛教,而且承认佛的圣人地位;二是文中子有着强烈的淑世情怀和救世之策。

从儒释互动的视角论契嵩的善恶观

宋之前很多文人的文章中虽提及“善恶”的含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然就其系统性与深度而言,都不及佛日契嵩的论述。通过梳理文本发现,契嵩对“善恶”有具体且明确的界定。契嵩打破儒家关于“善恶”的传统认识,提出其独特的观点,即“善恶”的本质是“情而非性”。为了阐述这一观点,他从“情”与“性”的区别与联系入手,着重论述儒佛两家的“心一迹异”,也就是儒佛在自性这一方面都是为使人开悟和向善,只是在扬善惩恶的方式上有所差异。这一说法的提出最终在于解释儒与佛在本质.上具有--致性,儒释会通于善。契嵩“善恶观”的提出是为了社会教化劝人向善,其更深层的目的则在于“宣教”“护法”。

三大观念与魏晋南北朝美学的重写

三大观念可以把魏晋南北朝美学用一种新方式贯穿起来:一是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人在南朝是具有个人情趣的士人,在北朝是从边缘胡风走向华夏中心的士人;文在南朝是以骈文与五言诗为主的艺术美学的求美之文,在北朝是从胡风走向华夏的政治美学之文。二是南朝与北朝不同的美学路向与美学特色。特别是北朝,与南朝的艺术美学走向不同,是从胡风走向华夏中以朝廷仪式、都城结构、服冠装饰以及丝路众美推动下的政治美学和生活美学。三是儒释道互动中的美学。儒家以《周礼》为核心展开为五礼的政治美学,释道以神灵体系建构为核心的宗教美学。在儒释道互动中,有宗教与政治结合而产生的置宗教美学于政治美学之中,有儒释道对各种本土巫风的提升,置宗教美学于社会美学之中,有三者影响而产生的妖、怪、鬼、灵的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