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嵩的儒释融合观——论《镡津文集》对儒释关系的调和

融儒入佛是宋代佛教发展的突出特征,在儒释融合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孝僧"契嵩,其所著22卷《镡津文集》便是体现儒释融合思想的典型代表。作为信奉佛教主体的士大夫在面临社会上下一致排斥佛教、力主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背景下,宋代的佛教发展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契嵩将儒家的中庸、忠孝观念自然地融入佛教教义之中,此举促使宋代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奠定了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方向。

多元通和:《白黑论》儒释关系思想新论

《白黑论》是探讨南北朝时期儒释关系的重要著作,它假设了代表儒家的"白学先生"与代表佛教的"黑学道人"。慧琳对白、黑二人的往复论辩各有肯定,并借由其相互辩驳分疏儒释二教义理,进而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的调和观点融通二教,体现出其儒释关系思想的多样性与通和性。慧琳的儒释关系思想具有儒释互鉴的理论内涵与儒释共生的思想旨归,不是以儒为宗的"毁佛叛教",而是既提倡以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义务论指引尘世道德修养,又主张以佛教形而上的空观构筑人的宗教信仰。由此,《白黑论》的儒释关系思想既弥补了当时儒家教化中形上世界观认识的不足,又为佛法信仰补充了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体现了儒释二教关系由分歧对立趋向融通调和的"多元通和"的思想特征。

登封古迹所折射的儒释道关系

河南登封古迹众多,儒释道三家文化都在登封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基于系统论的视域,考察登封古迹,可以发现儒释道在中华文化中所呈现的复杂微妙关系:一是尔消我长,各领风骚。嵩阳书院的盛衰兴废体现了儒释道三者在中国大地上尔消我长、各领风骚的互动关系。它们的地位与影响常常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以及帝王的喜好而发生改变。二是彼此借鉴,相互吸收。嵩山少林寺和嵩阳书院新儒学的创立,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互相吸收、彼此融合的现象。三是和而不同,各具特色。嵩山少林寺钟鼓楼前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即是三教一体、相互取法又各具特点的一个证明。三家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最终的共生共荣,在世界文化中堪称奇迹,这对于正确处理当代全球化浪潮中不同民族、文化的纷争问题具有极为重大的示范意义。

冯友兰的三教关系论

三教关系是冯友兰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冯友兰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运用现代哲学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儒释道三教各自的发展历程,指出宋明道学的形成是三教融合的结果,即三教合流,从而实现了对儒释道三教关系发展历程及特征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奠定了后世学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王、湛的交往与论辩及其对“心”的不同理解

王阳明和湛甘泉虽然同属心学阵营,却对“心”有着不同的理解,其不同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阳明主张“心体”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统一,而甘泉认为“心体”只能是纯粹“至善”的;其二,二人都承认“本心”的“至善”性,但是阳明主张其“至善”性来源于“本心”自身,而甘泉则主张来源于“至善”之“天理”;其三,甘泉强调“心”是“体万物而不遗”的“大心”,“心”与“物”不存在内与外的分别,阳明则强调“心”在感应过程中的主宰作用。由此三方面的不同,就导致他们在儒释道之关系和“格物”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致思趋向。

试探祆教的中国化——以入华粟特人墓葬为中心

祆教是粟特地区的本土宗教,并在汉唐时期随着入华粟特人的东迁而传入中国。祆教传入中国后,在主要以儒、释、道三教以及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中国化:对儒家从孝道、仁爱、诚信、妇德、忠君事主思想的吸取到六经、礼教谙熟,并参加科举,为将为官;对佛教是从生死轮回思想等教义的接纳;在描绘祆教神祇时考虑了道教老子的形象,同时对道教的清静无为、寄情山水也充满向往;对汉地的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也有所吸纳。在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墓葬中,祆教中国化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化后祆教逐渐被同化,并最终消失。

宋濂佛门交游研究

宋濂生活阶段分入仕前、仕宦南京和致仕后三个时期。师从黄溍、结交千岩禅师作为入仕前佛门交友圈,仕宦南京以大天界寺形成交游圈,致仕后则以地缘及名望形成交游圈。这三个佛门交游圈呈现网状互相交织状态。宋濂与僧人的交游互动,形成了他以儒者立命、旁涉佛教的儒释关系。

儒僧:儒释交涉的一个侧面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有一个此前不太为人所专门研究的特殊群体,即放弃儒者身份,出家为僧的“儒僧”。历史上,皈依、亲近佛教的士大夫不在少数,而转变身份、出家为僧的儒士却并不多见。本文以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了几类儒僧,并通过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儒僧,分析了他们的出家目的等细节,从而比较了自魏晋以降,唐宋乃至明清时代,儒僧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人看待儒僧的态度的演变,从一个角度揭示出儒家与佛教在势力上的此消彼长。

气论视域下的儒释之辨——论周敦颐、张载对佛教徒批评的回应

宗密在《原人论》中,以“真心”为中心,论证了人与物之区别的依据、性之善恶发生的可靠原由及吉凶、祸福、贵贱、生死所产生的必然性,由此批评了儒道两家(尤其是儒家)的“元气”论。理学先驱周敦颐、张载,率先分别以“太极”“太虚”为中心建构理论,对宗密的批评一一作了回应。但两者相较,张载的论证内容更加详实、逻辑性更强,因此在回应宗密的挑战上有效性更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回应佛教挑战的任务圆满完成了,因为张载与周子一样,其理论体系仍有不足之处。尽管如此,但他们的理论还是引起了同时代佛教徒(如契嵩)的关注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