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之完善——以美欧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立法的比较和借鉴为视角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颁布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于2019年10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网络个人信息的专门法。《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借鉴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基本原则,被国外观察者视为中国版本的《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本文在分析《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出台的立法背景和比较法环境的基础上,探索《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所借鉴的美欧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主要原则,并通过探讨2019年美国启动《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新一轮修订所征求到的建议,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的方案。

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困境与制度应对——基于对“监护人同意”模式的反思

儿童权益保护制度设计始终面临着平衡"赋权与保护"的挑战。作为儿童个人信息法律治理体系的核心,传统"监护人同意"模式存在固有的告知虚化、非理性决策、技术障碍、合规成本高昂等困境,在互联网语境下进一步加剧了包括"赋权与保护"在内的多方利益冲突。实践中需要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保护为原则,进一步完善监护人同意模式,同时明确儿童赋权性规定和运营商责任。最后提出我国公共图书馆实施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若干启示。

《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解读

今年10月1日,国家网信办起草颁布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开始实施。这部旨在保护网络时代儿童"网络原住民"个人信息,落实《网络安全法》在未成年人群保护适用,划清儿童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界限的法律性文件,是我国第一部未成年人数据保护专门法,必将深刻影响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方式,是网络法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方面。

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是伪命题还是真难题——兼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我国关于儿童个人信息的规定呈现松散立法的特点,《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未来颁布实施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奠定了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实践中,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年龄验证、监护人同意等操作存在诸多困难;知情同意原则的虚化使得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细化并完善了保护儿童个人信息的实操性规范,但对于儿童年龄界定、监护人有效明示同意等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落实。

《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的意义及不足

2019年8月22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室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自2019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儿童网络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性立法。

开启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新阶段

《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进一步充实了我国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法律依据,标志着我国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工作正式进入轨道.

界定保护对象 补全“知情同意”——《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亮点解读

《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令第4号,以下简称《规定》),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网络收集、存储、使用、转移、披露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个人信息进行规范。

国家网信办发布《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网络运营者使用儿童个人信息需征得监护人同意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8月23日发布《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发布、传播侵害儿童个人信息安全的信息。《规定》将于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

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中国方案”

《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构建了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相接轨的治理体系,为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方面赢得话语权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是我国在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方面制定的首部专门立法。《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进入新阶段,对我国儿童个人信息的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八大亮点

《规定》的出台对保护儿童个人信息安全以及为儿童营造一个健康的数字成长环境意义重大2019年8月23日,为了规范收集使用儿童个人信息等行为,保护儿童合法权益,为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网上环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式发布《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作为国内第一部专门规范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规定,有八大亮点值得关注。

网络风险背景下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大数据的挖掘特性等因素让儿童在互联网中面临个人信息泄露、潜在算法歧视、身心受挫等风险。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行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机制仍存在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监护人同意制度流于形式、网络平台鲜少采取主动保护措施等问题,亟须政府完善制度设计与落实、网络平台建立全链条儿童保护机制、家庭加强网络教育,多方共同建立完备的法律保护体系。

比例原则视角下网络远程勘验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进一步促进不同部门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关注,亟须实现部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有机衔接。网络远程勘验具有数据的海量性、内容的难以直接感知性、时空的脱域性以及收集的秘密性等特性,直接决定数据提取范围的确定、信息黑箱的开示和侦查人员自由裁量权的限缩,成为个人信息保护过程中需要突破的难题。网络远程勘验的基本性质需要依据“行为—内容”为核心的实质性判断原则予以确定。在网络社会中,比例原则的适用面临公共安全利益的相对模糊性、网络社会利益的无形性、网络社会损益的集体性等困境的冲击,但也为比例原则的适用提供了契机,应当结合目的实质关联性审查、数据范围的比例最小化、利益衡量的层次化予以回应。网络远程勘验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需要构建网络远程勘验的适当性规则、必要性规则和均衡性规则,形成三规则彼此递进、层级完备的审查体系。

未成年人的网络媒介使用及个人信息保护--以检例第141号为切入点

党和政府对媒体的管理,表征为对顶层制度设计、人财物配置、传播内容规制、媒体经管机制等多维化层面的立体统筹与监管。当前,强化和优化对未成年人涉网权益的保护,既是推进“党管媒体”方式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更是营造“清朗”网络环境的必由之环。《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制定和修订,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全链条的机制框架,但检例第141号案例中未成年人涉网被害的现实,仍反映出当前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媒介时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护未成年人的媒介使用权利和个人信息权利,应从以下五个维度展开:其一,在顶层设计上,健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司法治理,从法律适用、裁判执行等方面建立起综合司法保护机制;其二,在政策规制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强化行政力量行业监管,发挥行政合力,落实普法责任制;其三,在制度优化上,司法部门与行政监管部门完善行刑衔接制度及其实践;其四,监护人和学校提高网络素养及安全意识,提高对未成年人媒介使用的干预水平;其五,互联网平台与网络媒体等相关企业不断推进行业自律和社会责任履践机制等。要对网络媒体等网络平台治理综合施策,堵塞漏洞,以达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权利保障效果。

大数据时代儿童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完善

大数据时代,儿童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对儿童个人信息进行法律保护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步骤。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立法经历了从原则性规定到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的演进过程,体现了国家对儿童权益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逐渐清晰,然而其中的实质性规定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在国际上,美国和欧盟在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已经走在前列,在儿童年龄界限、信息核实、可验证家长同意制度等方面作出了规定,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目前在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存在立法空白,应当借鉴欧美立法中的有益经验,在立法设计时,相应增加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章节,合理调整儿童年龄界限,构建多方一体的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注重家长同意的可操作性,鼓励互联网行业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儿童的个人信息权得到充分的保障。

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平衡策略研究——以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为例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百姓在享受各种便利的同时,个人信息泄露现象日渐严重,产生信息骚扰、针对性营销甚至电信网络诈骗等各种乱象,给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带来困扰,企业过度收集、留存大量个人信息也给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依托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从技术、政策、标准、监管等多方面入手,探究在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共赢的策略。

网络平台“守门人”制度研究——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的考察

数字经济时代,一些超级平台利用数据优势处理个人信息、阻碍公平竞争,使传统理论中“守门人”的中立性受到挑战,“守门人”制度因此成为网络安全立法关注的焦点。欧委会于2020年发布《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两项提案并于2022年生效,建立了“数字守门人”制度,为数字经济反垄断监管和规制提供了有益借鉴。我国于2021年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增设第58条“守门人”条款。该条款从保护个人信息角度,将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大型互联网平台确立为“守门人”,并在实践中出台了细化规则,明确独立机构的角色定位,从企业合规性及社会责任等多个方面进行规制,体现出“守门人”立法的中国智慧。

论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合规完善——以商业App为例

互联网在带给人们便捷生活的同时,也伴随着“信息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在过去,商业App大量收集个人信息缺乏监管。现如今网民对个人信息保护有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网络安全法》《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出台及修订,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日渐完善。儿童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个人信息更值得法律倾斜保护。2019年10月1日,针对儿童个人信息做出了特殊保护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正式施行。商业App对儿童个人信息收集和管理有了较大改善,但在《规定》要求落地过程中,仍然存在监护人“监护同意”机制难以落地、缺乏具体情形区分等问题。可考虑通过区分具体使用场景对儿童个人信息提供不同程度保护、“监护同意”的规范适用、完善“监护同意”的真实性判断、建立行业信誉体系等路径,实现对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范的体系性完善。

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侦查义务的边界研究——以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侦查义务与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冲突为视角

在刑事司法领域,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履行协助侦查义务的同时,可能与其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义务之间形成冲突,并造成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实质性失效。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协助侦查义务的优位性,但是由于对以调取为代表的电子数据取证措施规范粗疏,对“强制性”与“任意性”缺乏必要的区分,无法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相衔接,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侦查义务的边界模糊,难以提供明晰的判断依据和操作路径。引发此种义务冲突的根源在于目前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回应较为滞后,对侦查措施的界分失灵,间接影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侦查义务的边界划定。只有在实现“权力-权利”动态平衡的基础上重构侦查措施的规范体系,才可以从根本上提供化解协助侦查义务与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冲突的可能。

网络平台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分析——基于《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的框架

为切实保护儿童个人信息权益,网络平台依照现有法规完善其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有其必要性。本文在梳理《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内容框架的基础之上,从网络运营者职责、使用许可规定、儿童信息生命周期相关规定、管理与保护儿童信息机制四个方面对当前30个网络平台所设的针对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政策文本内容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目前,网络平台已在其政策中阐明了多种措施来加强儿童的个人信息保护,但在儿童群体专门性、基于儿童个人信息生命周期的政策全面性、政策对现实情境的考虑三个方面还存在难点。社会各层面应意识到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多面性价值,直面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规范的现实困境,多方一体构建和完善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政策体系。

运用技术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探究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受到我国社会与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对个人信息权益法律理论的讨论、网络规制的特殊性以及商业竞争对个人数据的争夺,都阻碍了网络空间中个人信息的保护。对此,提出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硬件安全架构保护个人敏感信息等解决路径,旨在为运用技术加强我国网络空间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