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童书写”论

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成人心灵进行严酷拷问的同时,也将关注的目光停留在儿童形象上。童年的经验、俄国社会的现实、对儿童世界的真切理解与体认,共同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杂深邃的儿童观。他笔下的儿童形象不仅是作者理想的言说,还是作者用以批判黑暗社会的符码,同时也是作者对现实儿童的人道主义关怀的体现。

“儿童书写”生成论——以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为例

文学中"儿童书写"的生成,有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也与作家的儿童情结密切相关。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儿童书写"生成的外在成因,既有欧洲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其内在成因,是文学大师心底的儿童意识与儿童性情的结合,与文学大师心底里的儿童原型、儿童情结、童心意识相关联。

抗战语境中的儿童书写——析萧红在重庆创作的三篇儿童题材短篇小说

抗战时期,萧红在陪都重庆创作了《孩子的讲演》《莲花池》和《山下》三篇儿童题材短篇小说。这三篇小说不仅在小说背景中展现了不同的区域性抗战语境,还巧妙地投入属于萧红个人特色的儿童书写。虽然较萧红其他小说作品来说不足甚多,但其中所蕴含的抗战语境与儿童话语,不仅体现了萧红以笔作为武器参与抗战生活的文学目的,也给重庆的抗战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源。以这三篇小说作为文本基础,从抗战背景与儿童书写的写作缘起、不同区域中战时儿童形象的塑造、个人经验与时代环境的汇聚与融合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涅克拉索夫诗歌创作中的“儿童书写”

涅克拉索夫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中“儿童书写”,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这一类诗主要包括以儿童为讲述对象的“给孩子”系列诗歌和以童年与儿童为描写对象的诗歌创作。文章通过分析涅克拉索夫的《献给俄罗斯儿童的诗》《伏尔加河上》《叶辽穆什卡之歌》《孩子的哭声》《农村的孩子们》《铁路》和《祖父》等诗歌,认为诗人创作中的“儿童书写”,既是生计的来源,也是作为公民诗人的使命使然,更是一个人心灵的救赎。

老舍作品中的儿童书写

老舍创作早期就把目光聚焦儿童,书写儿童。通过对老舍作品中具体儿童书写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他着力于文本中儿童书写的形象建构使其作品具有了丰富的思想内涵,而采取儿童视角的叙事策略,展开了创造性的想象,运用简单而跳跃的儿童思维与逻辑,并且熟稔于通俗浅明的叙事语言,又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现代作家的童年想象与儿童书写--兼论现代儿童文学中的理想儿童塑造

童年想象与儿童书写是现代中国颇具代表性的一种文学现象,现代时期的儿童书写受到了启蒙思潮的影响,在用文本塑造新人,呈现成人希冀的理想儿童方面有突出的展现。从天真乖巧型到少年老成型儿童,不同时期文本中的儿童塑造符合成人对儿童的文化期待,也与主流社会思潮、文学话语紧密相连。现代作家的童年想象与儿童书写,为建构理想的人、理想的民族、理想的国家提供了可能的浪漫路径与丰富的文本资源。

《勇敢的船长》中的儿童书写与帝国意识

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的海洋小说《勇敢的船长》,从儿童视角,刻画了体魄强壮、讲规矩、富有团结合作精神和冒险精神的少年形象,其中少年儿童与吉卜林的帝国意识紧密联系。结合十九世纪末英国时代背景,小说中的儿童书写,是吉卜林面对大英帝国地位受到威胁、逐渐出现没落之势的应对,是将帝国复苏梦想寄希望于帝国少年的体现,揭示了吉卜林的文学创作与帝国主义思想意识的交织互动。对于作者的如此“情怀”,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批判地加以审视。

宋词中儿童书写的独特性及成因

在约两万首的《全宋词》中,将儿童作为主要对象书写的词作有38首,与唐诗相较,宋词中的儿童书写有其独特性:书写对象从多样转向单一,书写视角由社会观照转为男性凝视,书写目的也由传达关爱、勉励之情转向为宴饮场合赠词而作。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最主要是由于词体体性的驱动,除此之外,“杯酒释兵权”下的蓄奴风气以及宋代文士的恋童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女作家战争叙事中的儿童书写——以20世纪50-70年代小说创作为中心

20世纪50-70年代女作家战争叙事中的儿童书写,一方面具有特定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共性,注重呼应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相对于男作家偏爱描写战场上的小八路、小红军等少年英雄人物,女作家围绕儿童的多角度叙写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既有的历史想象;在抗日小姑娘的形象塑造中,男女作家文本书写的差异透露出性别认同与文学表述之间的内在关联。

父亲的记录:唐诗中的儿童书写

唐代诗人关爱儿童、欣赏儿童,在唐诗中书写了丰富多彩的儿童活动,描述了充满童趣的儿童生活,创造了迥异多姿的儿童形象。从父亲的记录和描写角度来看,唐诗中的儿童书写主要表现为诗人在面对一个源于自我却又独立于自我的新生命个体时,所感知到的生命欢愉、所进行的审美活动以及所寄予的生命期待。从性别视角分析可知,唐代男性诗人的儿童书写于有意无意间通过书写内容、策略或情感方式的不同,流露出诗人对于男女两性的不同期待,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两性不同的社会认知。

“轻”的书写和“重”的思考——莫言人类学书写中的乡村儿童

莫言在多部小说中对乡村儿童的人类学书写,不但深描了儿童的复杂天性,而且也通过对自己童年的回忆与文学虚构的增值性重复,以其不经意的语言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轻"的书写,反思乡村儿童存在与生存境遇的"重"。本文通过对这些小说文本的细致解读,指出莫言以其多元的叙事艺术,细致描摹了乡村儿童这一边缘群体的多元存在。这种看似对大人眼里无足轻重的孩童的书写和全面关照,其实是作者本人不经意间对其童年创伤性经历和体验的伦理召唤。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反思了父权文化和家长制思维在养育和抚育孩子方面的文化痼疾。

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比较

凌叔华与英国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比较研究由来已久,从20世纪初期的沈从文、苏雪林、徐志摩到当代文学史家杨义,都曾明确肯定两人的创作存在相似性。以两位女作家都擅长的儿童题材作品为切入点,分析了她们或温馨可人或孤独幻灭的童年书写,在共性中凸显差异,显示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

寓希望于苦难的成长书写

苦难是人类个体难以逃避的生命经验,儿童和成人对此持有不同的感知,这使得为儿童书写的作品在对苦难的理解和表现上另有侧重。可以肯定的是,儿童文学苦难书写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始终让希望之光穿透黑暗,照亮孩子们的成长之路,但这种“照亮”必须以合适的途径来呈现。湖南儿童文学作家周静,以往多以童话来对抗一切的“不可能”,新近面世的“静小说”系列之一的《葡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则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诉说她对苦难与希望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