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的困境儿童保护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

困境儿童保障程度是国家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体现。通过CiteSpace软件,对2002~2022年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困境儿童保护”学术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总结归纳了困境儿童保护的研究阶段、现状、热点和趋势。指出未来研究应重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更具体可行的困境儿童保护实践模式与实施策略,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备的困境儿童保护体系。

联合国儿童保护政策与文化多样性:冲突与融合

文化多样性对儿童权利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导致在实施联合国儿童保护政策时面临挑战。通过创新思维、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及维和行动,可以促进政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融合,实现儿童权利的平衡和保护,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应尊重文化差异,寻求并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对话和合作。维和行动为冲突地区提供安全环境,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为儿童保护政策的实施提供支持。通过这些努力,可以推动联合国儿童保护政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融合,为儿童的福祉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农村3~6岁留守儿童保护现状调查研究——基于家庭保护视角

农村3~6岁留守儿童保护问题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关注的重点之一,家庭是3~6岁儿童保护的第一责任单位,对儿童健康成长意义深远。本研究从养育者的儿童保护意识和儿童保护行为两方面,通过问卷法对736名农村3~6岁留守儿童的养育者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养育者对家庭中的儿童保护的认识不足,对家庭中的儿童保护行为不当。经过分析,提出开展留守儿童保护科普宣传,树立养育者科学育儿观,加强留守儿童保护培训,提高养育者的儿童保护能力,设计留守儿童保护主题课程,提高儿童的自我保护能力等措施。

我国儿童保护观的转变:撤销父母监护权儿童安置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随着国际福利思潮的涌入和我国福利事业的转变,我国的福利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的儿童社会保护受到了社会保护投资者类型、社会事件的影响以及特殊的制度和习俗的影响,只有通过进一步梳理我国的儿童观,实现公众对国家、个人、家庭三者关系的转变以及价值观的转变,才能使我国的儿童保护观得到进一步深入发展。从撤销父母监护权政策的激活,儿童保护观的转变在我国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确保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在我国政策领域得以实践。撤销父母监护权儿童的安置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并通过社会支持的递送来加以实现,也才能确保我国儿童保护观的转变取得实效。

知识与权力: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研究

当前,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话语体系存在刘继同、尚晓援、彭华民三位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中心,其话语特点总体上形成了历史分析、政策分析、理论建构、制度建构、国际经验借鉴、社会工作干预研究等六种范式。从政策话语体系来看,主要是以民政部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为中心,多元主体的不同表达形式开始交融吸收,其“适度普惠”的理念显示出从关注孤儿到关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变化,且在儿童保护的政策话语上有所突破。其学术与政策两个话语体系内部和彼此之间,在权力关系下积极进行知识生产,产生了一些“实用主义”和“隐性家庭主义”的取向。是故,推进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的构建,仍需继续发力。

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社会工作介入儿童保护的伦理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在当前多元化社会下,社会工作在介入儿童保护案件时经常面临伦理困境和价值冲突,关于社会工作伦理问题的应对受到了学界对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认识论之争的深刻影响。文章聚焦以义务论视角下的绝对主义和目的论视角下的相对主义作为社会工作介入儿童保护伦理研究的两种进路,从问题评估、干预实践和关系维护这三个服务过程的核心环节分析了当前儿童保护社会工作中的伦理挑战,即“儿童虐待”定义模糊、介入优先权抉择困难和专业关系界限难以裁量。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和现实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第一,社会工作者在评估和确认虐待时应采取绝对主义的方法,以儿童的经历和对儿童的影响为重点,而不是以施虐者的意图;第二,在确定服务如何应对伤害事件或情况时,采取相对主义的方法,要求社会工作者在探索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影响的基础之上制定儿童保护计划。同时,社会工作者应寻求不同理论取向的调和,将价值理念与实务更好融合,以此应对儿童保护中的伦理挑战。

发挥儿童在儿童保护领域中的主体性——基于合供理论视角

我国虐童事件屡发不止,而虐童事件作为公共危机的一种特殊形式,亟需从事前预防切入治理。但是,虐童行为受我国文化背景的影响颇深,需要引入新的理论来进行审视,根治糟粕文化的荼毒。加之目前我国儿童保护领域的研究往往忽视儿童的主体性,忽视儿童自身学习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因此,为提升儿童在虐童事件中的主体性,从儿童出发预防虐童行为,本文选取注重主体自我供给的合供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文献研究法,选取英国、美国、日本三国的儿童保护政策与法律,总结归纳此三国的儿童保护工作经验,着重关注儿童主体力量的培养与发挥部分,提取可为我国借鉴的儿童保护措施。最后为我国完善儿童保护机制提出以儿童自立为导向、建设儿童自我保护教育体系、建设专业化保护团队、设计并普及儿童自我保护教育、建立儿童互助小组、提供儿童政策参与渠道等建议。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儿童保护政策研究

暴力、剥削、虐待和忽视是影响儿童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对当前我国的儿童保护政策进行分析,有助于改进儿童保护目标、优化未来儿童保护政策工具的选择,对儿童保护事业改革与发展的走向、进程与质量具有导向和规范的作用。通过豪利特和拉米什的政策工具分类框架,运用nvivo11plus对基于儿童保护的学前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得出儿童保护政策工具选择的特点,并提出建议,为未来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儿童保护政策提供依据。

地方政府儿童保护主管机构建设研究——基于A县和B市的儿童保护试点实践

预防和干预儿童虐待或针对儿童的暴力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但这种狭义的儿童保护制度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近年来,多起儿童受虐待和忽视导致重伤和死亡的案例凸显了我国儿童保护体系的漏洞,首要的是长期没有明确的儿童保护责任主体机构及国家监护制度。本文基于在河南和江苏的两个试点县的质性研究和行动研究,首次对县级政府儿童保护主管机构进行制度设计,包括主管机构的组织架构、理念、原则、目标、职责、机制、人员和经费配备等。本项目推动当地政府出台儿童保护的政策文件,明确儿童保护的主管机构及其职责,开展了儿童保护实践,并期望以小项目带动大政策,推动中国儿童保护制度和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美国儿童保护介绍

该文介绍了美国在儿童保护方面所作的努力,儿童虐待的预防系统,儿童保护系统,《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的产生和功能等,使读者能较全面的了解美国的儿童保护法律及其产生背景。对学校健康教育在儿童虐待预防中的作用和儿童保护的服务系统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希望能对建立国内儿童保护系统有所启示。

我国社区儿童保护和服务机制发展新走向

儿童保护是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和具体行动来保护儿童免受伤害并保障其基本的正常生活,它主要涉及成年人相关责任义务的界定与行为要求。儿童保护机制则是有关这种保护的特定责任归属和保护措施办法的具体安排。在我国,长期以来儿童保护主要强调的是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通过这些机制使儿童获得了一定的保护。不过,随着社会变迁和一些相关因素的变化,已有的儿童保护机制暴露出明显的缺陷与不足。近些年来,国家日益重视社区在儿童保护中的作用,有关政府部门也积极探索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保护服务体系,把社区为本的儿童保护机制作为我国儿童保护机制发展的一个突出的新方向。同时,在向这个新方向迈进时还存在着某些问题,需要从制度政策到具体实施等方面做出改进和完善。

我国儿童保护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儿童保护(child protection)是指针对18岁以下儿童的保护措施,一方面要防止儿童遭受暴力、虐待等身心伤害,另一方面涉及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立法对儿童成长和儿童权利的保护。当前我国儿童保护的现实问题是儿童面临着人为的伤害或不可控的自然灾害。通过剖析我国儿童保护的现状我们了解到,儿童保护在我国尚未被社会及政府所重视,家庭缺乏生命和生存教育的观念,儿童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社会缺乏普遍的儿童保护网络,国家缺乏专门的儿童保护机制。因而,要从儿童自身、家庭、学校、社区和立法层面看待其对儿童保护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展望儿童保护的未来,呼吁完善儿童保护体系,建立儿童保护的联动机制。

美国儿童福利政策变革与儿童保护制度——从“自由放任”到“回归家庭”

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儿童福利政策变革伴随了政府从自由放任到积极干预,再到尊重家庭权利的角色转变,是国家干预主义下的一种理性回归,也是儿童福利由残补性政策逐步向预防性政策过渡的一种体现。在这一变革推动下,美国儿童福利与保护体系确立了以家庭为核心的理念,在保护弱势儿童及维持与完善问题家庭功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经验与理念也对我国构建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社区为本”的儿童保护服务本土化模式创新——以佛山市里水镇“事实孤儿”保护项目为例

近年来,频繁曝光的儿童虐待事件已经让社会大众认识到儿童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然而,我国儿童保护的工作仍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相关法律法规缺位、服务体系及内容空白、专职和专业人才缺失。为了破解这些困局,笔者对佛山市里水镇"事实孤儿"保护项目进行了个案研究,以探寻该项目如何通过本土化的探索与创新而形成了一个以"社区为本"的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儿童保护的有效模式。该模式的特点在于: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基于行政社会工作(妇女主任)的转介平台,运用专业的个案处理程序和预估系统,将社区非正式资源"正式化",从而保障高危"事实孤儿"的福利。

项目制与嵌入式:困境儿童保护的两种不同实践研究

困境儿童是社会上最为弱势、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研究发现,项目制的困境儿童保护实践能够整合儿童保护相关部门的资源共同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但会受到项目制服务的成效风险以及项目周期性的影响。嵌入式的困境儿童保护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行政服务组织体系来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但会受到行政体制缺点的影响,难以达到预期的服务效果。因此,完善儿童福利制度体系,建立独立的儿童保护工作部门,明确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地位,加强儿童保护专业人才培养,提升公众儿童保护意识,才能更好地促进困境儿童的成长和发展。

西方儿童保护社会工作的理论转型与实践重构

我国正处于构建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制度的关键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在西方儿童保护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且推动着儿童保护实践在保护内容、保护模型和保护政策取向上实现了转向。但是,儿童保护社会工作遭遇实践价值上"专业无能"和实践形式上"行政化""专业自主性缺乏"的争论。儿童保护实践者提出需要从实践模式、实践机制和实践方法三个层面重构实践,要求儿童保护社会工作回归"儿童"和"社会工作的服务本质",构建整合服务模式;建立"伙伴模型"或"社区为本儿童保护"的实践机制;综合采用科学性和反思性的评估方法,提升干预方法的文化敏感性和儿童的主体性,注重发挥社区网络和家庭支持的作用。西方儿童保护社会工作的转型和重构对中国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制度的完善和服务体系构建有积极意义。

中国儿童保护制度的历史演进

暴力侵害儿童事件会给受害儿童的身体与精神健康带来极大的伤害,建立国家儿童保护制度是保护儿童远离暴力,减轻暴力伤害恶性后果的最有效手段。儿童保护制度是儿童福利制度的一部分。中国的儿童保护制度在1989年之前经历了无意识的制度演进阶段,自1990年我国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之后,儿童保护制度进入了萌芽阶段,此后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儿童保护制度在2010年迎来了“儿童福利元年”,我国儿童保护制度开始进入了专业化发展阶段。研究儿童保护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有助于总结过去的儿童保护经验,发现儿童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可据此来预判儿童保护制度发展的方向。

儿童保护政策分析及以家庭为中心的儿童保护体系建构

中国的儿童保护问题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特别强调家庭的保护责任。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儿童保护政策受到社会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建立起补缺型的儿童福利政策,政府对家庭少有支持。改革开放后,儿童福利政策从补缺型逐步向适度普惠型转变。近年来,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替代性照顾制度的法律设定,监护权转移的司法实践以及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积极参与,促成了中国儿童保护政策和实践的迅速发展。但目前中国的儿童保护仍然面临一系列问题:没有权威系统的儿童保护法(或儿童福利法),缺乏国家授权的权威部门主导,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具体实施时公权力较难介入家庭私域,强制报告和替代性照顾制度没有具体的落实和跟进,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机构的力量缺乏协调整合等,制约了儿童保护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构建以家庭为中心的儿童保护政策,从结构性要素和技术性要素两方面全面推进儿童保护政策的发展,是中国儿童保护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

解析东亚福利模式之谜——父系扩展家庭在儿童保护中的作用

在中国的郴州农村,父系家庭和扩展家庭在孤儿养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家庭的范围内分散风险,由家庭和扩展家庭承担福利服务的成本,对家族成员提供照料,并且用极少的代价进行再分配,有效地减少了国家必须的福利支出,同时儿童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但是,家庭保护制度本身已经负荷过重。在儿童抚养成本中现金支出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对孤儿的保护功能日益削弱。由于国家和社区作用缺位,这个群体中的贫困发生率很高。这项研究还发现传统父系扩展家庭在承担了对孤儿进行经济支持的同时,排斥了母亲对儿童的照料。

美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特定的人员在发现儿童虐待或忽视行为时向特定机构报告,未能报告的责任主体将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该制度包括初步审查、启动调查、评估分析、公布结论、服务安置等措施。这项制度对我国儿童保护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启示,包括重视儿童虐待构成的特殊文化、增加儿童免受虐待的具体规定、形成儿童保护救助的完整体系和强调儿童权利保护的社会责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