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嘈杂度与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父母与儿童情绪调节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探讨家庭嘈杂度对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采用家庭嘈杂度问卷、情绪调节问卷、主观幸福感量表和社会经济地位量表对387名南京市某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及其家长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家庭嘈杂度与儿童主观幸福感、父母认知重评和儿童认知重评显著负相关,儿童主观幸福感与父母认知重评和儿童认知重评显著正相关,与儿童表达抑制显著负相关;(2)家庭嘈杂度对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显著;(3)父母和儿童的认知重评策略在家庭嘈杂度和儿童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儿童认知重评策略还有独立中介作用。因此,可以通过降低家庭的嘈杂程度、增加父母和儿童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频率提高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家园协同促进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的价值与策略

学前儿童由于受到其自身发展特点诸如自我中心、认知有限、自身气质等的制约,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需求,若自我需求得不到满足,会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失控。特别是部分儿童由于父母的教养方式不科学加上幼儿园教师的引导方法不当,导致儿童情绪不稳定,会出现更多的敌意攻击行为。因此,在学前教育阶段促进学前儿童情绪调节,让儿童情绪安定愉快是必要的。在综合考量家园协同促进儿童情绪调节的价值前提下,通过倡导对儿童不当的情绪表达坚持说“不”,可巧用龄长儿童的榜样作用、借助儿童绘本的情绪调节价值及共建儿童友好成长环境等策略促进学前儿童情绪调节。

夫妻关系适应性与学龄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

探讨夫妻关系适应性与学龄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向学龄前儿童家长发放《夫妻适应量表》和《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问卷》。对184份有效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夫妻关系适应性与儿童情绪调节策略存在显著相关。夫妻关系适应性能够正向预测儿童的认知重建策略,负向预测发泄与被动应付策略。整体而言夫妻关系适应性与儿童情绪调节策略关系密切,家庭环境对儿童情绪调节发展的影响值得关注。

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流动儿童对立违抗症状的影响: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和儿童情绪调节的作用

本研究以来自北京10所小学的369名有对立违抗(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症状的流动儿童及父母、349名无ODD症状的对照组流动儿童及父母为被试进行了问卷施测,探究了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流动儿童对立违抗症状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和儿童情绪调节(情绪调节与情绪消极和不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经过分析发现:(1)ODD症状流动儿童的父母情绪调节、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儿童情绪调节显著差于对照组儿童;(2)总体上,父母情绪调节困难、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和儿童ODD症状之间两两相关显著,而儿童情绪调节与这几个变量相关不显著;(3)父母情绪调节困难能显著正向预测流动儿童ODD症状,并进一步通过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对流动儿童ODD症状产生影响;(4)儿童情绪调节(儿童情绪调节与儿童情绪消极和不稳)仅在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儿童ODD症状的直接影响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对亲子冲突解决方式所起的中介作用并无调节作用。在对有ODD症状的流动儿童进行干预时,不仅要培养儿童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也应提升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并改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

儿童情绪调节研究方法初探

儿童情绪调节的研究范式主要有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两种。量化范式中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问卷法、VIPS法、PAM法、HR法、情境法和脑认知成像技术;观察法和访谈法是常用的质化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心理现象进行研究,如果能够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把对生理指标的研究、行为的研究和认知的研究成果加以融合,以此构建一个合理、科学和动态的儿童情绪调节模型,那么此研究领域将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农村母亲情绪调节对儿童情绪调节的影响:家庭情绪表露的中介作用

为探究农村母亲情绪调节对儿童情绪调节的影响,以及家庭情绪表露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对800名农村母亲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母亲情绪调节与积极家庭情绪表露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家庭情绪表露呈显著正相关;积极家庭情绪表露与儿童适应性情绪调节呈显著正相关,消极家庭情绪表露与儿童不适应性情绪调节呈显著正相关。积极家庭情绪表露在农村母亲情绪调节与儿童适应性情绪调节中起中介作用,消极家庭情绪表露在农村母亲情绪调节与儿童不适应性情绪调节中起中介作用。农村母亲情绪调节的目标定向、冲动控制、情绪意识情绪调节、情绪明确分别以积极家庭情绪表露为中介对儿童适应性情绪调节产生影响;农村母亲情绪调节的拒绝接受、目标定向、冲动控制、情绪调节、情绪明确分别以消极家庭情绪表露为中介对儿童不适应性情绪调节产生影响。研究者据此提出相关建议。

父母情绪社会化与儿童问题行为:性别与气质的作用

目的:探索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与幼儿内化问题的关系,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中介作用以及儿童性别、气质的调节作用。方法:对273名学龄前幼儿的主要抚养者进行问卷调查,测量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儿童内化问题行为、儿童负性情绪性。结果:(1)父母痛苦反应(r=0.30,P<0.001)与惩罚反应(r=0.25,P<0.001)均正向预测儿童内化问题行为,并经由儿童负性情绪调节困难中介;其他情绪社会化行为与儿童问题内化行为无关(P>0.05);(2)儿童性别(β=-0.29,P=0.010)、气质(β=0.36,P=0.022)及二者交互项(β=-0.25,P=0.014)均可调节父母痛苦反应与儿童负性情绪调节困难的关系。负性情绪性较高的男生受父母痛苦反应的消极影响最大。结论:儿童情绪调节中介了父母非支持性情绪社会化行为对幼儿内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负性情绪性较高的男生受父母痛苦反应的消极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