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达地区0-3岁儿童托育服务市场的调查与思考——以南京市为例

身处经济发达地区的南京市,在0-3岁儿童托育服务方面开始了系列探索,具有以市场为主,卫计主管、联席审查、市场运作、以奖代补等特点。其中有一些成功的、普通适用的经验,如:扶持社会力量办园,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和联席审查会议制度;设立专项基金,以奖代补并对资金使用跟踪监管;通过普惠性早期发展服务进行社区体验等。此外,南京及全国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仍需国家在政策和财政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投入。

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0～3岁儿童托育公共服务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维持社会发展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日益加剧,国家适时调整生育政策,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到位。但是,生育政策调整后人们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影响育龄人口生育的因素很多,儿童照料负担,特别是3岁以下儿童托育服务的缺失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应该主动承担起0～3岁托幼服务的职责,进一步明确职责,鼓励现有的儿童早期教育机构参与到0～3岁儿童托幼服务机构建设中来,以期能够打消人们生育二胎的顾虑,推动新时代生育政策的全面落实。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政策执行偏差的形成与治理——以S市0-3岁儿童托育政策为例

0-3岁儿童的教养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以规范和引导托育市场,但政策执行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存在利益冲突,致使政策执行效果与既定的政策目标产生较大的偏离,主要可分为政策内容本身引起的偏差与政策执行行为引起的偏差两种类型。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利益主体的权力大小和利益水平两个维度对托育政策中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分类,清晰地界定政策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在此基础上构建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权力-利益矩阵,分析各利益相关方所具有权力与欲获得的利益,从多层次、多元合作、提高管理、市场培育角度针对性地提出治理政策执行偏差的策略。

“互联网+”背景下儿童托育的现状及策略分析

文章通过调查访问,对“互联网+”背景下广西钦州儿童托育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互联网+档案”“互联网+日托”、建立微信交流群等措施,旨在提高儿童托育质量,让幼儿得到健康成长。

澳大利亚儿童托育补贴体系及其启示

本文对澳大利亚儿童托育补贴体系的补贴对象及条件、补贴金额的参照标准、补贴的发放程序以及儿童托育补贴体系的支持网络等进行介绍。借鉴澳大利亚儿童托育补贴体系的经验,建议我国构建儿童托育补贴保障体系,实现补贴对象的普及化与精准化;通过发放托育补贴,促进儿童托育服务质量提升;规范家庭与托育服务提供者获得补贴的准入资格;引入第三方平台,提高儿童托育补贴的管理效率与透明程度。

德国、瑞典、日本和英国普惠托育支持模式探析

通过对德国、瑞典、日本和英国普惠托育支持政策制定和运行的分析,发现这些国家普惠托育支持模式的核心是包容、投资与整合的“三I”托育支持模式,即综合运用包容、投资和融合的支持策略。从中国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来看,普惠托育存在支持理念亟须更新、支持主体协作不顺、支持内容不衔接等问题。通过反思我国现有托育支持模式,剖析背后的问题根源,借鉴德国、瑞典、日本和英国普惠托育支持模式的理念与经验,从理念更新、资源整合、内容优化和主体协同等4个方面为我国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系统启示。

家国关系视域下推进“幼有所育”的时代紧迫性与路径分析——基于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儿童“照顾赤字”日益凸显,家庭照顾功能的显著弱化与国家对托育政策的强烈诉求让“幼有所育”这一崭新民生目标具有时代紧迫性。因此厘清托育服务领域内的国家与家庭关系,探索“幼有所育”的实现路径是对当前“照顾危机”的有效回应。新时代下“幼有所育”的实现需要建构以“国家为主导、家庭为核心、社区为支撑、市场为补充”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国家在普惠托育领域内的治理体系,增强国家在普惠托育领域内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