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照料人对基层儿童保健服务项目的需求调查

目的 了解儿童照料人对基层儿童保健服务项目的需求情况与影响因素,为提升基层儿童健康管理服务提供参考。方法 2020年11月-2021年5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贵州省贵阳市主城区40所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儿童照料人作为调查对象。通过自制的儿童保健服务需求调查问卷收集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对儿童保健服务的需求情况,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对基层儿童保健服务项目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新生儿期儿童照料人需要的保健服务是健康指导(84.8%)和入户访视(84.0%);满月期需要体格检查(86.5%)和维生素D补充指导(84.5%);婴幼儿期需要体格检查(86.5%)和血红蛋白检查(84.5%);学龄前期需要血红蛋白检查(80.6%)和体格检查(79.2%);学龄期需要注意力测评(58.7%)和口腔卫生保健指导(58.2%);青春期需要超声骨龄检测(40.7%)和青春期儿童情绪指导(38.6%)。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居住区域(新生儿期OR=0.38,95%CI:0.27~0.54;满月儿期OR=0.49,95%CI:0.35~0.69;婴幼儿期OR=0.64,95%CI:0.49~0.84;学龄前期体格检查OR=0.52,95%CI:0.37~0.72;学龄前期血红蛋白检查OR=0.57,95%CI:0.42~0.78;学龄期OR=1.98,95%CI:1.59~2.46;青春期OR=2.97,95%CI:2.35~3.76)、家庭平均年收入(新生儿期OR=1.29,95%CI:1.14~1.45;满月儿期OR=1.49,95%CI:1.30~1.70;婴幼儿期OR=1.34,95%CI:1.20~1.49;学龄前期体格检查OR=1.44,95%CI:1.26~1.64;学龄前期血红蛋白检查OR=1.31,95%CI:1.16~1.48;学龄期OR=1.25,95%CI:1.14~1.37;青春期OR=0.70,95%CI:0.63~0.76)、家庭结构(新生儿期OR=2.97,95%CI:2.35~3.76;满月儿期OR=3.80,95%CI:1.60~9.06;学龄前期OR=3.20,95%CI:1.34~7.61)、儿童照料人文化程度(学龄期OR=1.24,95%CI:1.11~1.40)、居住情况(满月儿期OR=2.39,95%CI:1.02~5.27)、儿童照料人年龄(学龄期OR=0.97,95%CI:0.96~0.98)是基层儿童保健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P均<0.01)。结论 学龄期以前,儿童照料人对儿童的生长发育方面相关保健服务需求率较高,学龄期及以后逐渐关注儿童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居住区域、家庭平均年收入、家庭结构、儿童照料人文化程度、居住情况、儿童照料人年龄对儿童照料人的儿童保健服务需求有影响。

儿童照料对女性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CHNS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尤其是城镇女性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生育、儿童照料与工作的冲突。如何促进女性生育,增加女性劳动供给已成为我国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八期追踪调查的数据,探讨儿童照料对女性就业状态和就业形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儿童照料显著降低了女性劳动供给,提升了在业女性选择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并且该影响在户籍和受教育程度上具有异质性。本文为理解儿童照料对女性就业选择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儿童照料投入时间的性别差异

以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1991—2015年数据为基础,关注我国家庭夫妻之间的儿童照料时间投入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家庭中父母照料的时间差距较大,母亲照料时长为父亲照料时长的四倍,儿童照料时间的性别差距在十几年间的变化并不显著。是否就业、工作时长、收入、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于父母的儿童照料时长及占比起到影响作用,且作用效果存在性别差异。具体而言,处于就业状态会显著降低父亲和母亲自身的儿童照料时间及占比,父亲处于就业状态能够显著提高母亲的儿童照料时间,但母亲处于就业状态并不能显著提高父亲的儿童照料时间。从工作时间来看,母亲的工作时长会显著降低其自身的儿童照料时间,对父亲的儿童照料时间无显著影响作用;父亲的工作时长对于父母的儿童照料时间均无影响作用。女性的绝对收入能够显著降低其自身的儿童照料时间和占比,男性的绝对收入和父母的相对收入均不影响家庭儿童照料分工。母亲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并不影响母亲的儿童照料时间,但其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提高父亲儿童照料时长及占比。研究显示,“男主外、女主内”的儿童照料分工格局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如果要提高生育率,国家及社会应当大力倡导和推进父亲在儿童照料中发挥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完善的公共托育服务体系、提供充足且多元的儿童照料服务内容,推进家庭领域内的性别平等,从而减轻女性育儿压力与负担,促进生育意愿的提升。

儿童照料、女性劳动参与及丈夫责任

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系统探究儿童照料方式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照料有利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提升,该提升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可能与照料资源的供给水平有关,并随着家庭中儿童数量的增加而逐渐降低。社会照料资源的供给会使家庭倾向于选择父亲照料,而父职角色的加入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生育数量的提高。通过多方面引导儿童照料支持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能提升社会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儿童照料与二孩生育意愿——来自上海的证据

本文围绕一项针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调查,分别使用二分和有序Logit方法分析儿童照顾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育龄女性能够从家庭内和社会中获得更多孩子照料的时间支持时,她们有更高的二孩生育意愿,也会伴有更明确的二孩生育规划;双独家庭能够从父辈获得更多的经济、时间上的帮助,因此他们要比单独家庭和双非家庭更愿意再生一个孩子;居住于上海市城区的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更易获得孩子的照料资源,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供选择,因此她们的二孩生育意愿高于居住于郊区的女性。此外,本文通过是否采用了避孕措施对二孩生育的意愿程度做了进一步区分,结果发现当第一个孩子主要是由孩子父母承担照料工作的时候,女性存在二孩生育意愿的程度是最低的,祖辈照料对二孩生育意愿程度的积极影响也明显低于社会性照料,此现象在上海市户籍的女性中体现尤为明显。最后为纠正自选择偏差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PSM)进一步验证了与首孩性别相比,首孩的抚养成本与接受照料情况显然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更大。因此,本文认为加大公共托育服务的供给、为育龄女性提供高质量的0-3岁婴幼儿社会照料支持是提高二孩生育意愿的最有效政策。

我国农村地区儿童早期照料与教育的供给及选择

儿童早期照料与教育是促进儿童早期发展、保证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农村地区儿童早期照料与教育的提供和利用情况,本研究基于1991—2011年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首先运用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和普通最小二乘法探讨不同社区在提供儿童早期照料与教育服务方面存在的差异,然后采用多元逻辑特回归模型探究农村儿童看护类型的选择情况,最后运用最小二乘法分析影响儿童被照料时间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我国农村儿童在获得早期照料和教育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农村幼儿园大多建在经济条件比较好、公共设施比较便利的地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以及偏远地区幼儿园的可及性明显影响这些地区儿童的入园率;家庭收入水平低的儿童在接受早期照料和教育服务方面劣于家庭条件好的儿童。可见,当前我国农村儿童早期照料与教育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偏远地区儿童入园率低的问题亟待解决。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政府应更多向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进行政策倾斜,形成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照料与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与机制。

全面二孩政策下中国儿童照料可及性研究——国际经验借鉴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大多数女性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然而,对于有年幼孩子的母亲来说,如果没有儿童照料的相应支持,平衡生育、家庭照料及参与市场劳动时有困难。我国儿童照料市场状况呈现出以下特征:公立儿童照料市场供给不足,城乡地区差异显著;私立儿童照料市场发展良莠不齐,照料质量有待提高;0—3岁儿童主要依赖非正式照料安排,公共日常照料配备基本处于缺位状态,私立儿童照料市场不受重视且存在明显区域差异。通过分析、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提高儿童照料可及性的政策与实践经验,认为增加对儿童照料的公共财政支持;建立家庭友好的工作政策,加强劳动力市场管制;注重文化的力量,增进男女平等观念建立,可以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在此环境中妇女参与市场劳动和生育是可以兼容的。

儿童照料的延续和嬗变与我国0～3岁儿童照料服务体系的建立

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个人调查数据，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儿童照料中的延续与嬗变。从主要照料者来看，本人或者配偶为主要照料者的占63．3％，本人父母或者配偶父母为主要照料者的占31．7％，选择保姆／家政工、托儿所／幼儿园代为主要照顾的占全部被访者的3．9％。回归结果显示，与农村男性相比，城市男性、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由本人主要照顾0～3岁孩子的可能性更大；与农村男性的配偶父母相比，城市男性、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的配偶父母作为O。3岁孩子主要照料者的可能性更大。儿童照料中延续的是对传统的遵从，即夫妇之间女性成为主要照料者的可能性更大，双方父母之间男方父母成为主要照料者的可能性更大。儿童照料中嬗变的是已经有男性开始成为主要照料者，尤其是城市男性；与农村夫妇父母相比，城市夫妇双方父母成为主要照料者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城市夫妇双方父母之间的差距更小。儿童照料的延续受到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和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变迁的主要原因是男女平等的宣传和城镇地区女性收入的相对增加可以帮助她们持续地减少家务劳动，男性成为主要照料者的可能性增加。当前政府在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该政策对上述儿童照料变化趋势的影响，尽快建立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0～3岁儿童照料服务体系，通过顶层设计、优惠政策和监管政策，以延迟退休为契机，大力发展0～3岁早期教育，并在“十四五”规划中进行全方位的规划，包括立法、经费投入、社会力量参与、人才培养、理论研究等。

儿童照料社会服务:“工作母亲”的福利——以北欧和日韩为例

随着母亲外出工作,传统家庭照料模式发生改变,家中儿童的照料成为问题。在中国,工作母亲不仅面对家庭内部的阻力,还要受困于外部扶助的缺失。通过借鉴北欧及日韩等国的儿童照料服务,借助于制度支持和政策扶助,增加儿童照料的社会服务供给,填补儿童照料领域的空白,建立适合我国的更公平、更普惠的儿童照料社会服务,以缓解工作母亲的照料压力,并提升整个家庭的福利水平。

性别和儿童照料对农民外出务工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研究了性别和儿童照料这两种因素对于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结果表明,男性农民外出务工的概率比女性高15.6%,照料儿童的农民外出务工的概率下降5.8%。对于农民的外出务工决策而言,性别的影响很明显,但是,家有儿童对决策的影响较小。本文从多方面对上述实证结果作出了解释。

儿童照料方式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不同儿童照料方式研究发现,祖辈提供的隔代照料会显著增加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19%-28.4%;隔代照料对女性参与劳动的影响程度要远大于正式照料,这可能与现有的托育服务欠缺有关;当家庭面对外在冲击时,父亲照料可以显著促进女性劳动参与。建议政府在鼓励生育的同时,加快完善托育服务资源配置;进一步通过政策引导等手段推动男性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承担家庭责任;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从而更有效地影响生育率。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儿童照料时间的梯度影响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分析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儿童照料时间的影响,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父母的照料时间在数量上增加、在质量上提高。相比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父母,本科及以上学历母亲的儿童照料时间显著增加0.865个小时/天,本科及以上学历父亲的儿童照料时间显著增加0.635个小时/天。在照料时间质量上,本科及以上学历母亲的教育照料时间相比之下显著增加0.618个小时/天,本科及以上学历父亲的教育照料时间相比之下显著增加0.430个小时/天。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母亲的教育照料时间,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父亲的相关交通时间。父母受教育程度都高的家庭儿童照料总时间和各类儿童照料时间都显著增加,这一现象在中等收入家庭中表现得尤为显著。相比于低学历父母,高学历父母的儿童照料时间对工作时间的影响程度低,对闲暇时间的影响程度高。本文研究结果可以解释教育代际传递现象。

全面二孩政策下儿童照料可及性与女性劳动供给行为研究——来自1506份调查数据的实证

国内1506份关于正式和非正式儿童照料可及性对女性劳动参与、工作小时及工资水平的影响调查数据显示:正式照料每十万人口平均在校生人数增加一千人,女性劳动参与率增加0.8%,但是对工作小时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有祖父母帮忙照料比没有祖父母帮忙照料的女性其劳动参与概率将增加9.8%,每周工作增加3.39个小时,每月工资提高7.5%。要提供令人满意的平衡生育和就业的制度机制,公共政策除了提高3岁以下儿童照料服务供给外,还应注重提高地方儿童照料设施的质量和弹性,促进3岁以下儿童家外照料观念的转变,避免产生非正式照料对3岁以下儿童照料市场服务的“挤压效应”。此外,鼓励男性参与儿童照料,积极构建政府、单位、社区、家庭“四位一体”的综合儿童照料体系。

儿童照料、劳动参与和中国已婚男女身心健康——基于城镇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对比研究

本研究采用2008年国家统计局针对城镇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的调查数据,研究劳动参与、儿童照料双重责任对于城镇和移民已婚男女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承担工作和儿童照料双重责任过程中城镇已婚男女几乎不存在性别差异,只要工作就会增加其精神压力,工作、并且家中有7-12岁儿童对女性精神压力的边际影响最大,而男性则是工作、并且家中有0-6岁儿童对其影响最大;外来务工人员在承担工作和儿童照料双重责任过程中仍存在引人注目的性别差异,妇女仍然是儿童照料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参与市场劳动并未减少其家庭责任。

儿童照料的性别化机制研究：一个场域理论的视角

在生育政策与社会发展的转型中,儿童照料局面呈现出了一个新的矛盾局面。本文引入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框架,研究父亲在儿童照料中的参与,发现了传统性别角色差异转变,为当代男性在儿童照料中的父职参与提供了角色转换的可能,在这背后也有一整套关于这样性别转变的逻辑。在儿童照料"场域"中,从传统的"密集母职"照料到父职参与过程中,行动者作为主体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从观念到行动,再到具体的选择,并最终通过经验积累和自我再生产进而形成了新的惯习。

空气污染、儿童照料与女性劳动供给

当前我国面临低生育率、劳动供给不足和大气污染等多重挑战,研究空气污染对已育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并从儿童照料视角考察其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空气污染对已育女性劳动供给有负向影响。城市PM2.5每增加10μg/m3,女性平均每周减少约1.17小时工作时间,因果识别再次验证其负向影响。第二,空气污染显著加重了已育女性的儿童照料负担,进而减少了工作时间,儿童照料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同时,中介分析排除了可能存在的自身不适、老人照料影响路径。第三,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网络稀疏的家庭及母亲从事自由职业、受教育水平低的家庭,空气污染对其的负向影响更严重。本文从儿童照料的新视角丰富了空气污染与劳动供给的相关研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早期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的政策取向与破解之道

我国新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人口增量未达预期,"不敢生、不愿生"的早期儿童生育、养育行为凸显。从社会发展来看,亚洲四小龙等发达经济体也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受了这种困扰,在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下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体系,平稳实现了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缓解了父母的养育顾虑。本文从具有相同文化特质的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背景、政策设计、政策实施等方面阐释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进程,分析其政策取向,为我国早期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的社会化提供借鉴。

隔代儿童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

随着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女性劳动参与的隐性成本越来越大。中国社会隔代照料是家庭劳动生产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外)祖父母作为儿童照料主体如何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行为成为各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女性劳动参与为视角,利用2014年CFPS的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研究隔代儿童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第一,祖父母参与儿童照料可以显著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参与时间,其中城镇中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农村女性的劳动参与时间受老人照料儿童的影响更大;第二,隔代儿童照料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单位工作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表现出异质性。以上结论对二胎政策下儿童照料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积极应对老龄化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孤残儿童依恋障碍的发展特征与儿童照料研究分析

孤残儿童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在成长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社会参与和人际交往障碍(依恋障碍)。为此,文章在阐述孤残儿童依恋障碍原理、机制和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依恋理论在孤残儿童依恋障碍解决中的应用局限,探究儿童照料对缓解孤残儿童依恋障碍的意义和实现策略。

中国儿童照料的研究进展

自“全面二孩”政策到“三孩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出生人口连续5年下滑,影响生育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儿童照料问题。目前我国儿童照料,尤其是0~3岁婴幼儿照料的主体仍然是家庭,家庭中的儿童照料困境涉及家庭成员的工作生活,涉及女性的就业与发展、两性性别平等的发展。儿童照料研究及措施完善,将有效降低家庭养育儿童的负担,解除家长的后顾之忧,从而提升三孩的生育意愿,有助于三孩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呵护儿童的健康成长,促进家庭功能的提升,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