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性侵犯罪中儿童被害人陈述可信度的适用

性侵儿童犯罪近年来呈现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趋势,而此种案件客观证据较少,司法实践中常出现“儿童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供述”一对一证据情形,可直接证明案情的儿童被害人陈述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儿童被害人的认识和表达能力受限、侦查讯问的专门模式不成熟影响儿童被害人陈述的可信度的认定。本文引入陈述有效性评估理论,构建以儿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审查体系,完善获取高质量的儿童被害人陈述的制度保障,这对严厉打击犯罪,保护儿童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儿童被害及其立法预防

当前儿童被害案件的类型主要包括虐待、伤害儿童、儿童失踪和儿童性侵害。社会矛盾加剧、不良的家庭环境影响,以及儿童自身的生理、心理特征是导致儿童易成为被害对象的主要原因。针对此种状况,应从建立强制报告制度、构建失踪儿童安全警报机制、完善儿童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等立法方面来实现儿童被害预防。此外,还应加强安全防范教育、提高儿童被害预防意识以预防儿童被害。

论拐卖犯罪中的儿童被害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为了使拐卖犯罪被害人(包括儿童被害人)避免遭受二次伤害,也为了成功地识别和起诉拐卖者,建议依据《联合国反人口贩运议定书》及其母约,借鉴加拿大、美国、泰国等国的做法,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刑事诉讼法》第62条关于特殊案件的特殊证人保护的规定,使拐卖犯罪的儿童被害人及其亲近的人在必要时获得隐私、身份和人身方面的保护。同时,制定专门的保护性法律,使处于政府照看之下的拐卖犯罪被害人以及参与拐卖犯罪案件调查、起诉或审理的被害人获得人身保护,而不以被害人参与或同意参与相关刑事程序为前提。为了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特殊保护,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通过专门条款对参与作证的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隐私、身份进行保护。

论我国反拐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基于儿童被害人保护的视角

为了使儿童被害人获得正义,也为了威慑潜在的拐卖犯罪,从而保护潜在的儿童被害人,需要对我国反对拐卖犯罪刑事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建议在无需将《刑法》第240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恢复为拐卖人口罪的前提下,完善我国关于强迫劳动、协助强迫劳动、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强迫卖淫、引诱幼女卖淫、拐骗儿童等拐卖犯罪的规定,建立一个严密的反对拐卖犯罪刑事法律体系。

日本儿童被害人司法询问制度及启示

在学界以及社会团体的大力推动下,日本于2015年正式建立检察、警察、儿童福祉三个机构的联合司法询问制度。司法询问的程序和方法是在心理学家主导下经过长期研究和实践后确立的,主要包括导入和建立信赖关系、儿童自由报告、结束三个阶段。尽可能询问一次、禁止诱导性询问、引导儿童自由陈述、对询问结果进行录音录像是司法询问的鲜明特点。目前我国一些地区探索建立"一站式"询问模式,应当发挥心理学家、精神医学家的作用,扩大联合询问主体的范围,注重提升儿童陈述的真实性,建立询问技能的培训机制。

虐童型犯罪中儿童被害的特殊性探究

儿童作为被害人的一类特殊主体,因其与成年人存在的特殊差异而易于陷入受害困境。尤其在虐童型犯罪现象中,儿童的特殊生物性、特殊生存地位、特殊受害空间以及受害后反应均是致使其成为被害人的不可避免的因素。透过对儿童被害的特殊性剖析,旨在以儿童自身为出发点,在防范及控制加害人犯罪之外为保护儿童提供新的思路。

农村留守儿童被害人的刑事司法保护

农村留守儿童是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成为违法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刑事司法保护不仅是农村留守儿童综合保护的重要方面,更是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虽然我国法律法规针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方面的规定较为完善,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农村留守儿童极易被性侵害、被拐卖和被教唆、利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等问题。因此,必须严厉打击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在诉讼阶段保障农村留守儿童被害人的程序权利,以及完善农村留守儿童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制度。

以公安工作为视角:留守儿童被害的易发性及防控

和其他社会群体相比,留守儿童具有天然的监护缺陷。学校教育问题突出、家庭及社会关爱缺失、农村社会环境"灰色化"使留守儿童被害更具易发性。公安机关是留守儿童被害防控的主体之一,应通过被害的事先防控、事后防控及建立留守儿童被害人救助帮扶机制以减少留守儿童被害,防止被害心理危机的出现和恶逆化,减少被害人角色转化。

虐待、性侵儿童案件中儿童被害人作证研究

儿童被害人提供的证据对于虐待、性侵儿童犯罪的成立非常关键。我国尚没有针对儿童作证资格与作证能力的专门规定,实践中倾向于否定儿童被害人出庭作证,往往以书面证言代替面对面质证。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本研究认为我国有必要肯定儿童被害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采取科学完善的作证保护措施。

儿童性侵害案件中被害人询问难点及对策

由于儿童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和被害儿童群体的特殊性,警方对被害儿童进行询问时面临着儿童认知能力有限、创伤后存在心理障碍等来自被害人应答能力不足的难题,也存在着诸如询问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反复询问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时间跨度导致询问困难等询问障碍。对此,可考虑引入国外先进询问方法,针对我国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改善机构设置,构建具备从预防到发现、调查以及案后恢复性工作等一系列功能的专业儿童保护机构。

提高儿童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水平的对策研究

儿童犯罪被害人是弱者当中的弱者,鉴于儿童身份的特殊性,保障其合法权益意义重大。从犯罪案件发生转入侦查起,至司法审理,至刑事执行阶段,甚至直至儿童成人之前,我们都应从细节入手,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切实保障好儿童犯罪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留守儿童的权益保障与犯罪预防

日益突出的农村留守儿童加害与被害问题，反映出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中的刑事法治保障亟待跟进。然而，当前我国在处置农村留守儿童刑事问题上还存在着观念偏狭，以及刑事立法欠科学、司法处置不足等问题。因此，必须立足于农村留守儿童刑事事实根据，遵循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律，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指引下，进行观念、立法、司法上的一体化改进，从而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提供强有力的刑事法治保障。

儿童性侵害案件的调查访问方法

儿童性侵害案件是一类特殊的刑事案件,由于受害人特殊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导致对儿童的调查访问工作尤为复杂。儿童的心理发展程度、性别、同犯罪行为人的关系、生活背景等因素都会影响调查访问的结果。儿童性侵害案件调查访问的困难和问题在于儿童自由陈述的数量和质量不足,侦查员不当的询问方式对儿童的陈述过程亦可能产生阻碍。现实中对性侵害案件的被害儿童进行调查访问,侦查员应构建舒适的询问环境,与被害儿童之间建立相互信任、互相配合的亲和关系;对儿童进行表达训练以引导儿童能准确陈述某一生活事件细节;采用开放性问题、简短问题、镜像问题等提问方式帮助儿童回忆更多案件细节信息;重视非言语行为的作用,和儿童搭建起有效沟通的桥梁,确保信息在询问双方之间的传递过程中保持通畅,从而获取儿童真实、有效的陈述。

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据运用

我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一些证据运用的困惑,对此应通过相关证明理论加以探索解决。转述证言通常被认为证明力较低,但事实上它包含了丰富的证明内容,可用于证明犯罪事实、案发自然等。被告人过去的类似性侵行为常被用作量刑证据,倘若该类似行为与被指控犯罪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也可用作定罪证据。应当一般性地禁止使用未成年被害人的性经历证据,但如果该证据具有很强的证明价值,基于保障被告人质证权之目的,也可以在例外的情形下加以使用。关于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性侵成年人案件通常强调审查被害人前后陈述是否一致,以及时间、地点等关键细节是否一致,但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应当放宽上述要求,并对询问儿童的方法和技巧加以改进。儿童处女膜完整通常被作为否定强奸行为发生的证据,但依据大量实证研究成果及域外法律经验,在案发迟延的情形下,儿童处女膜完整或不存在伤痕的身体检查证据不应成为定罪的障碍。

性侵儿童案件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

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类案件中被害人的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性侵儿童案件中,儿童的心智发育水平不成熟及相关取证规则、采信规则的不完善,致使儿童被害人陈述的采信陷入困境。通过对五年来H市X区基层检察院受理该类案件的分析,构建以儿童陈述为核心证据的审查体系,完善被害儿童陈述的取证程序,以达到不放纵性侵儿童犯罪,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