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尔哈特的允许原则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医学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医学模式由生物模式演变为人文医学模式,患者的权利得到普遍重视,医生的家长主义受到质疑。为了指引医学技术的应用,生命伦理学应运而生。生命伦理学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后现代状况的出现,西方传统信仰崩溃,道德多元主义盛行,医学技术的应用与各种文化的冲突愈演愈烈。针对此种情景,恩格尔哈特发动了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转向,他立足于道德多元化的后现代立场,提出解决医患之间道德争议的允许原则以应对后现代出现的"道德异乡人"难题。恩格尔哈特对允许原则的阐述,不仅有效地解决了生命伦理学领域中的道德争议,而且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不同政治争端的解决提供了指导。

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与“允许原则说”比较研究

比彻姆和丘卓斯的四原则说和恩格尔哈特的允许原则说是当今生命伦理学界有关原则主义争论的重要关注点。它们在理论基础、理论构建的路径、普适原则的建构方式以及对理性功能的看法上,的确存在着差异;但它们在坚持原则主义、认可普适性原则、承认多元化的道德境遇、珍视生命等方面则是共同的。反思它们的异同,对我国生命伦理学原则的重建和本土化生命伦理学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谁允许,天知否?——恩格尔哈特俗世生命伦理学允许原则辨析

在后现代多元道德境遇并存的前提下,恩格尔哈特以允许原则为理论基础,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不提供实质内容的程序性的俗世生命伦理学理论框架。对俗世生命伦理学允许原则的建构依据及其内涵进行全面考察,进而多维度辨析允许原则理论成果的内容及其长短得失,对于促进我国生命伦理原则的建构与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H.T.恩格尔哈特“允许原则”及启示——基于医患矛盾的对治

医学和技术的进步提升了人类对抗病痛和死亡的能力,同时也引发了对其适用性的怀疑,患者权利与医生家长主义成为主要矛盾。H.T.恩格尔哈特针对医生和患者的道德异乡人身份相遇情况,提出了解决伦理决策分歧的"允许原则",即涉及别人的行动必须得到别人的允许,要通过相互协商建立中立框架来解决争端。不过实现"允许原则"需满足系列条件:适用对象是具备自我意识、理性和道德感的"人",适用者生活在某一具体的道德共同体内且具备承担共同体道德责任的能力,道德异乡人实施合作必须获得个人允许,而实现的核心条件是自由和知情的同意。"允许原则"对解决我国医患矛盾的启示在于:医方和政府决策者正视患者的意见、倾听患者的要求,努力建立多级医疗保健制度,建立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合作。

恩格尔哈特的允许原则与彼彻姆等的尊重自主原则之述评

恩格尔哈特的允许原则说与彼彻姆的四原则说是当今学术界有关原则主义争论的重要关注点。通过对恩格尔哈特的允许原则和彼彻姆等的尊重自主原则进行详细分析,可以看出两原则虽存在冲突但也有很多相通之处,反思两原则建立的基础和内涵,对我国生物医学伦理原则的建构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恩格尔哈特世俗生命伦理学中的“允许原则”探析

曾经在西方道德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在宗教改革的作用下内部产生了分裂,加之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推动,其主导地位逐渐被人的理性所代替。失去了统一的道德指导后,各种从不同文化阐发而来的道德观相继出现。启蒙思想家们试图通过理性来构建能够指导人们道德生活的一般伦理准则,但却一直未能成功。现代的道德哲学工程失败了,人们认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后现代道德多元化的时代。后现代道德多元化的现实境遇加之恩格尔哈特人文主义的理论背景,共同为允许原则的推出提供了条件。恩格尔哈特通过分析四种解决道德争端的方法,找到了唯一可行的允许原则,即个人的同意才是道德权威的来源。他从自由论世界主义者的身份出发为允许原则作辩护,严格规定了允许原则的道德主体和首要地位,大胆怀疑了国家权威的有限性,为生命伦理学提供了新颖独到的研究范式。现今,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仍在上升阶段,需要不断吸纳其他独特的思考,借以解决生命伦理学难题。

论允许原则规制下医患关系调试策略

医患冲突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显课题。恩格尔哈特为解决医患冲突,在"三原则"、"四原则"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允许原则",强调医方在对患者采取某种行为时,需要事先征得其同意,如果没有经过同意就对他采取行动是不道德的。"允许原则"要真正得以实现,并不是无条件的,参与者所具有的先验观念、参与者尊重生命和公共利益、参与者所归属的道德共同体,以及参与者遵守的允许原则的标准。从推广的视角来解决医患冲突,不仅要培育医护人员的"允许原则"意识,也要引导患方理解"允许原则",更需要全社会开展"允许原则"大众化的普及活动,才能从根本上谋求解决医患冲突。

互联网规范构建的两个原则:允许原则与利益平衡原则

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网络,在其中活动的主体众多,必须构建一种能够超越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互联网规范。这就需要在尊重文化差异和利益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构建互联网规范的一般性原则,以协调差异,实现共赢,这些原则就是允许原则和利益平衡原则。

理性人、道德异乡人与道德乌托邦——恩格尔哈特的允许原则解析

恩格尔哈特基于道德多元化和理性人的现实,提出了挽救道德权威的原则——允许原则;在此基础上道德世界被划分为道德共同体和道德异乡人的二重世界;面对道德异乡人必须放弃行善原则,而以允许原则为交往的指针;这一指针指导人们构造一个充满俗世权威的道德乌托邦。

关于生命伦理学原则的争论

比彻姆和丘卓斯的四原则说与恩格尔哈特的允许原则说是当今生命伦理学界有关原则主义争论的重要关注点。他们有关生命伦理学原则说的争论集中体现在:程序性原则还是实质性原则、原则普世性的看法、行善原则的地位、原则能否辩护公共政策道德权威等方面。全面梳理和评析比彻姆和丘卓斯与恩格尔哈特的原则说及其争论,对于思考价值多元化中的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和建构当代生命生命伦理学原则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命伦理学的难题及其解决的基本原则

生命伦理学难题是指人们在对同一医疗行为或生命医学研究行为进行生命伦理决策时出现的两难或多难问题。生命伦理学难题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生命科技对生命的强力干预、文化价值的多样性以及主要伦理理论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由于通过圆满理性论证解决道德争端是不可能的,因此,解决道德争端的唯一途径就是协商同意。所以,生命伦理学的第一原则就是尊重自主原则或允许原则。这一原则在实践上表现为知情同意。生命伦理学其他原则的重要性次序分别是:不伤害、公正和有利。

人类增强技术应用的伦理原则

人类对于由科学技术所引起的社会影响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也应该负有实践上的责任。为了能够有道德地生活与行动,亟需推进增强技术实践应用的伦理研究与探讨。因而为了能够更加具体且有效地指导社会实践活动,就需要把抽象的、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原则进行具体化,从而能够较好地应用到社会生活中真正起到指导与规范的作用。对于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本文将要涉及到允许原则、宽容原则以及最优化与风险预防原则三个应用原则。

“网络生态危机”与网络生态伦理初探

计算机网络是人类的“第二生存环境” ,即由信息构成的虚拟环境。人们的误用和滥用导致了所谓“网络生态危机”。这种危机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且具有全球性、虚拟性和瞬时性等特点。其爆发与网络技术不完善、法制建设滞后有关 ,与网络文化的负面效应有关。因此必须确立一种网络生态伦理 ,其基本原则 ,诸如无害原则、公正原则、尊重原则。

伦理视野下的自杀权

对于自杀这种现象,人们普遍持反对的观点。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因为生命本身有其内在价值;二是因为自杀会伤害其他人;三是因为允许自杀有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但这些反对观点都为一个更强的理由所压倒,那就是自杀的权利观。这种观点认为每个人都拥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排除干预以保证权利的实现。文章将讨论有关自杀权的哲学观点。通过分析自杀权的三种不同解释,阐述其将会遇到的理论困难,最后得出结论:自杀权不同于财产权和自主权,也不是自然权利;自杀权从属于生存权——只有在自杀是维护人之尊严的唯一方式的时候,人才有权利选择自杀。

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审视

人胚胎干细胞研究遭遇了难以回避的伦理困境。困境之源在于牺牲与尊重生命的权衡及自我控制与自然选择的冲突,后果主义和绝对主义道德推理也因此遭遇壁垒;原因是道德异乡人在道德前提、道德规范、道德判断和道德需求上的差异性;消解之策为程序上遵从恩格尔哈特的允许原则,实体上保持多种原则之间的张力。

对当代学者恩格尔哈特俗世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化解读

对当代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的俗世生命伦理学思想进行中国化解读:对文化背景之差异性解读和对人伦关系的历史理解之差异性解读。在此基础上,认识允许原则及其恩氏俗世生命伦理学在中国应用中的有限性。其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注意义务阻却事由之探究

信赖原则与允许危险原则在德国经由判例逐步占据稳固地位,后又传入日本,在西方被广泛适用。信赖原则强调在适当的场合,行为人与他人之间相互存在着可以寄托于对方对于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的信赖,过失责任在于未履行信赖所要求的注意义务的一方;允许危险原则注重在适当的场合,允许行为人实施一定限度以内的危险行为,对此行为人无过失责任。与注意义务的赋予不同,信赖原则与允许危险原则通过对于行为人注意义务的否定,进而否定(阻却)行为人的过失责任。在我国科技发展的今天,理论上系统地构建信赖原则、允许危险原则的基本观念,实践中有意识地注重信赖原则、允许危险原则的具体运用,符合刑法的时代要求。

比较广告的有关法律问题探讨

比较广告的发展和边沿性比较广告的出现，使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出现滞后的缺陷。区别比较广告和不正当竞争的关系。判断合法比较广告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需要遵循三项规则。我国立法应采用允许兼限制原则。

儒家哲理特征与文化间对话——普遍主义还是非普遍主义

儒家是一种典型的非普遍主义,因为它尽管坚信自己学说是终极真理,但认为这真理与实际生活的变化过程内在相关,依靠健全的文化生态而存活,并且否认任何普遍主义的更高标准的有效性。所以,在当今的文化间交往中,儒家会主张一种真实的对话态度:既不参与任何你死我活的文明冲突,不搞普遍主义的竞赛与对抗。儒家坚持一种"允许中止交往"的对话原则,即对话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中止可能的和现实进行着的交往,如果它感到这种交往威胁到了它的原初文化生态的话。也就是说,文化间对话必须以保障对话的任何一方的文化独特性、他者性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