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迁转角度看元丰改制后宋代中央刑法官的职业化问题

以往学者认为宋代有完备的法律考试制度,刑法官职业化倾向高。但从刑法官迁转来看,其实不然。孝宗之前,刑法官多在刑法部门内部迁转,并形成了固定迁转模式,司法实践丰富,职业化强。孝宗之后,刑法官的迁转更加重视职官资历而非性质,刑法官的迁入迁出官多为文翰之职,降低了其专业性。刑法官的迁转从重职官性质到重职官资历,降低了专业化水平。

元丰改制前后工部研究

北宋前期,六部职司久废,载籍散佚,工部成为闲散部门。元丰五年改制后的尚书省和六部的职能有所恢复,其中工部及下辖四司的职能范围、官职设置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但宋初三司负责修造事宜,改制后又有四司职能合并重叠或归于其他部司管理,通过对比改制前后职能的变化,可窥得改革成效。

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考述——以元丰改制到绍兴时期为例

北宋前期,宫廷设置了功能齐备、体系庞杂的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自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6)施行大规模的官制改革以来,宫廷音乐制度开始精简,冗余的音乐机构与乐官纷纷被撤销,太常寺与太常寺卿等传统的音乐机构与乐官又恢复了本来的职掌。与此同时,教坊的隶属关系发生变化,由长期隶属宣徽院转而隶属太常寺及大晟府,职能集中的态势显露无遗。自教乐所成立后,这一机构逐渐在宫廷音乐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其在南宋宫廷音乐活动中总领全局,埋下了伏笔。与北宋前期及南宋时的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相比,元丰改制至南宋初绍兴时期的相关音乐制度建设,体现出了由繁至简、由仪式性而审美性的枢纽性历史意义。

论元丰改制在中国古代官制发展变化中的作用

论元丰改制在中国古代官制发展变化中的作用葛桂莲北宋中叶，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民族危机的加深，＂积贫＂、＂积弱＂之势日益严重。为了挽救赵家王朝的统治危机，神宗在王安石等革新派的大力倡导下，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变法运动，即＂照本变法＂。元丰改制是照丰变法...

奏鈔復用與北宋元豐改制後的三省政務運作

奏鈔是唐前期三省體制下處理日常政務的主要文書,隨着唐宋間中書門下體制的發展,一度淡出歷史舞臺。北宋元豐改制將中樞政務劃分爲"有法式事"與"無法式事"兩部分,奏鈔恢復行用,成爲處理"有法式事"的專用文書,並以"條例"作爲判事依據。從奏鈔的實際運用中可以看出,元豐改制重建的三省與唐代已有所不同,尚書省在政務運行中吸收了中書門下體制的諸多特點,中書與門下兩省亦存在新的制衡機制。而奏鈔復用的更大意義在於將皇帝從繁3)的細務中解放出來,標誌着宋代君主走向政務前臺的進一步深化。

元丰改制与北宋太常寺建制的变迁

北宋前期,中央机构繁复,因旧有寺监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故在寺监外,增设新机构,太常寺与太常礼院、礼仪院并立,其重要职能被太常礼院和礼仪院所分,在北宋前期,仅掌社稷及武成王庙、诸坛、斋宫、习乐等职事。太常卿成为阶官的一种,没有特殊任命,不能到太常寺任职,太常寺的实际最高长官为判太常寺。元丰改制后,太常礼院职事罢废,太常寺开始专其职,太常寺职权由此得到恢复和扩大。北宋后期,太常寺统掌礼乐之事,凡大朝会、祭祀所用雅乐及器服,郊祀、宗庙、社稷、陵寝、牺牲、籍田、祠祀等,均得统管,其下辖机构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总体而言,北宋太常寺建制,以元丰改制为界,前后存在较大变化。

元丰改制与宋代兵部职能的变迁

宋代兵部在元丰改制前机构虚化,主要职能被枢密院与三班院所分,仅掌乡兵、武举、卤簿、仪仗等事。元丰改制后,兵部正名复职,分割了枢密院对于厢军、归明归正人、驿传、蕃夷、马政、武学等日常军政事务的管理职能。兵部与枢密院同为军政管理机构,虽职权不重却与枢密院相互维制,成为宋代相权逐渐侵夺枢密院军权的重要手段之一,体现了宋人轻重相制的统治原则。

论元丰改制后宋代中央学官的迁转

元丰改制后宋代中央学官迁转可分为两个层级,正、录、谕、博士为一层级,此层级学官主要在学官内部迁转,并形成了固定的迁转模式。说明此层级学官经历教学实践历练,职业化强。国子监长贰为第二层级,此层级学官迁转虽不属于学官内部迁转,但其迁出、迁入官均以同性质的文翰之职为主。不同层级的学官因职掌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迁转模式。元丰改制后中央学官的迁出、迁入官都以性质相同或相近的职官为主,表明宋代官僚制理性化较强,此点或许是宋代教育蓬勃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元丰改制后北宋省部寺监关系考论

在中国古代中央行政体制发展过程中,三公九卿制与三省六部制的更替经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隋唐虽然确立三省六部制,但秦汉三公九卿制下的寺监机构仍散存在中央行政体制之中,使得整个行政体制的运作不够顺畅。中晚唐至北宋前期,又出现使职差遣体制,以至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古代中央行政体制最为复杂的一个阶段。北宋元丰改制在分解和重构使职差遣机制的基础上,将寺监机构有机嵌入三省六部制中,从而构建了新的中央行政体制,使得中央日常政务运作更加通畅。

“正名”与“正实”——从元丰改制看宋人的三省制理念

制敕文书起草和颁行即"造令"与"行令"在职责主体和程序上的分离,是北宋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元丰改制以前,三省在制敕文书签署和下颁过程中对文书体式和流转程式的规范作用,属于"行令"的范畴,而"造令"则属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即"两制官"之职。三省制的框架作用以及三省流程的模板作用,虽与"造令"程序无关,却体现在"行令"程序之中。元丰改制以官制的"正名"为目标,而所谓"以实正名",对于三省来说,只是在出令机制上力图达成"造令"系统与"行令"系统的有机结合,将三省官员在告身及其所依托制敕文书上的署位落实为具名签署。元丰改制并没有恢复唐代前期实际运行的三省制,而在此前后宋人恢复唐代三省制的各种议论,却显示着其特有的三省制理念。

分层安排:北宋元丰改制前文官班位初探

朝廷礼仪参与政治秩序的建设,朝会活动中的一系列安排,能够将相对抽象、无形的官僚群体的身份、地位与权力以空间存在的形式清晰呈现出来。班位,作为朝会仪制的一部分,是一种重要的等级安排手段。而颇为特殊的是,宋代出现了突破类别与层级界限、将各类官职进行混合排序的杂压、合班制度。此时,班位安排的细致繁密程度、适应多变的序位形式、吸纳官员个体因素的能力要远超其他朝代,这也正是官僚制度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本文从等级安排的角度出发,探讨杂压、合班制度的出现与宋代官员复合性身份构成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在实际排定班位的过程中,权衡与协调多重因素、多重矛盾的主要原则。

北宋元丰改制“重塑”尚书省的过程

北宋元丰改制变二府体制为三省-枢密院体制,如何构建新制行政体制是改制的重要内容。推进改制过程中,宋神宗逐渐提升尚书省地位,行政体系中不同层级部门的行政职能先后得以"重振":继熙宁时期部分寺监职能已得到振举后,元丰初把不少六部职事纳入尚书省。元丰五年对尚书省结构、职能及运行机制有了更全面的规范,其中都省覈治省事,由于长官的特殊性,成为决策与执行的枢纽。新制以尚书都省为首脑,由下到上"重塑"了国家行政体制。这一过程,呈现了二府体制到三省-枢密院体制职能转换的轨迹。

元丰改制前后制度建设与人事因素之关系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统治下,几乎所有的政治制度建设都烙有人事因素的痕迹。有的制度完全是因人而设,有时因复杂的人事关系而使制度日臻完善。尤其是在制度的相互监督、相互制衡关系中,人事因素无疑是一个催化剂。元丰改制过程也不例外,而且显得格外突出。

北宋中期元丰改制——机构职责的部分归位

北宋初期冗繁重叠的官僚机构,给国家财政带来极大负担,且机构运行不畅,影响政令运行和统治的顺畅。加上皇室侈费,冗兵日众,以及军事上对辽夏用兵所需,都使宋朝财政入不敷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改革机构、挽救国家的呼声。如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这些都为元丰期间机构调整奠定了基础。

以職事官爲重心:試析北宋元豐後的文官班位

宋代等級安排的基本理念,是在優先保證務實性的前提之下,最大限度地維繫官僚集團内部的穩定、協調,以達到鞏固統治秩序的目的。班位,是彰顯官員身份、排定等級的重要工具之一。北宋前期,以無權責的本官爲班位的"衡量基準",根據不同的等級羣體"官與差遣分離"程度的不同,采用"分層"的安排模式;元豐改制期間,等級結構發生了改變,以注入職掌的職事官爲"重心",此時,影響班位高下的"基準項"與"優先項"二者走向了合一,班位安排的繁3)程度也隨之降低。元祐以後,爲了使君主控御臣下的手段更加多元,避免頻繁的等級下調對朝臣構成較大的心理衝擊,資序、貼職、"二府舊臣"、"曾任侍從"等要素再次介入到等級安排之中,這也使排班的原則産生了一些新的變化。

两省、后省与给舍--元丰官制中枢政务运行之一端

北宋元丰改制可能受地理和职能两方面的“内外”观念的启发,设门下后省与中书后省,分别以给事中与中书舍人为长官,安置给舍以下的诸两省官员。两省与后省的分立,分割了传统上属于门下、中书两省而无关核心决策和行政的人员与职能,令改制后的两省维持了原中书门下分房处理政务的结构。而在两省系统的核查、管理机制中,给舍确保管理信息准确、文书内容合理,并将核查结果转化为吏员黜陟,维系着门下、中书省的正常运转。后省在元丰官制成立和运转中的重要角色,使两省与后省的分立长期存在。

北宋秘书省位置及其职能变化考论

北宋初,作为中国古代主管书籍贮藏、校对、编写等事务机构的秘书省有名无实,仅掌祭祀祝文相关职务,位置设于宫外光化坊。直至元丰五年,元丰改制后以宫中的崇文院为秘书省,秘书省恢复了图籍管理职能,此后名实相符。改制后,秘书省因多次增扩、重建产生机构位置的变化,也意味着其职能逐步明晰,并与图籍管理职能直接相关。

关于北宋的“大敕系衔”

"大敕系衔"是北宋前期对于使相的一项优待。所谓"大敕系衔",就是朝廷颁布重大敕命时,使相可以与中书门下官员并排,列衔于敕牒末尾的制度。使相具备这一资格,缘于其所带的宰相身份,但事实上他们并不参预相关敕命的拟议与施行。大敕系衔制度渊源于唐代,至北宋元丰改制而最终废止,与中书门下体制相始终。唐宋时期,使相敕尾列衔的制度,也经历了一个由所有敕牒均可列衔到仅限于"大敕"的演变过程。

宋朝的抵当所与抵当库

抵当所和抵当库是宋代官营金融机构。目前学术界对它已经有所涉猎,如日本曾我部静雄的《宋代的质屋》在考察宋代典当业的整体状况时对抵当所作了简要论述。本文作者之一刘秋根在整体探讨宋代官营借贷资本时对抵当所和抵当库的发展、经营及利率也作了考察。然研究尚简略。本文欲在此基础上对宋代抵当所、抵当库的起源与名称、演变、资本、利率、业务、管理及其历史作用等问题作进一步系统探讨。

唐宋时期“观察使”职权的演变

观察使,全称"观察处置使",简称"观察",别称"廉车正任"、"廉使"、"廉察"等,是唐代中后期出现的道一级行政长官。安史之乱后,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内地增置节度使,在军事地区,观察使和节度使多由一人兼任。这种军事职权与行政监察职权的合并,成为藩镇出现的一个重要诱因。唐后期全国分为四十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