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忠烈王如元与元丽关系

元至元十一年,高丽忠烈王娶元世祖之女,同元朝正式建立了联姻关系。忠烈王在位期间曾同蒙古公主、世子以及所携带的高丽官员频繁如元。忠烈王的如元活动,不仅提高了其自身的地位,为高丽自身发展赢得了空间,同时也改善了双方关系,推动了双方文化交流与融合。

怯怜口在元丽关系中的双重身份

不自高丽忠烈王迎娶了忽必烈长女齐国大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之后,大批怯怜口随公主进入高丽,他们大多在高丽政坛身居高位且多次往来于元丽之间,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在元丽往来中他们往往拥有着双重身份,并最终对元丽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忽必烈时期元日关系中高丽王朝的态度

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 ,高丽国对元日关系的态度前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高丽元宗一方面出于中韩长期交往的经验 ,另一方面由于害怕蒙古军队进入高丽及日本“倭寇”入侵便反对元朝与日本交往。而其后的高丽忠烈王面对蒙元的强权政治 ,为了巩固王位、铲除“倭寇”,并争取更多的国家主权 。

论元朝高丽文人的本位意识——以李齐贤为例

元朝与高丽国的藩属关系决定了高丽文人在接受中国文化、思想与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有较强的高丽本位意识。本文以高丽最重盛名的文人李齐贤为例,通过对其诗文著述和政治经历的考察,认为高丽文人普遍在政治上以特殊的陪臣心态坚守民族本位,思想上既接受儒家传统立场又强化家邦意识,文学创作上则在立足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流露出明显的本土观念,从中可以窥见高丽文人面对中原王朝的特殊心态。

试析蒙元支配对高丽王朝的影响

随着元朝统一中国事业的结束,元朝和高丽之间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高丽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也随之受到元朝的干涉和控制。元朝对高丽的政治干涉、经济盘剥、军事高压,严重损害了高丽的独立自主。但另一方面,双方的人员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和增强。双方通过人员交往、通婚、杂居也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元代高丽使臣的另一面——从宋彦琦到田禄生

蒙元时期,由于高丽与元朝的关系特殊,不同阶段的高丽使臣为了本国的利益,展现了出具有个人特色的一面,而不是仅仅局限常规的交聘往来;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时期的需求与目的的不同,往来蒙元的高丽使臣的命运浮沉也呈现了明显的时代特色。

全海宗教授的中韩关系史研究

中韩两国壤地相接，具有五千年的交往史。本世纪以来，中韩关系史的研究，作为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正日益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尤其是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稻叶岩吉、池内宏、津田左右吉、松井等和箭内亘等展开的所谓“满鲜史”研究，引人注目。但是，由于...

多视角观察:元朝与高丽宗教交流的新变化

有元一代,元朝与高丽由于特殊的“甥舅之国”关系,两国人员往来紧密。以往学界关于元丽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层面(乌云高娃《元朝与高丽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陈高华在讨论元代文化史时,提到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认为元朝与高丽两国间的佛教交流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陈高华、张帆、刘晓《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乌云高娃提出在高丽忠烈王、忠宣王时期,元朝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密切(《高丽与元朝政治联姻及文化交流》,《暨南学报》2016年第10期)。但是学者们未关注到元朝与高丽宗教交流的多样性,两国除了佛教文化交流之外,由于元朝公主嫁给高丽国王,公主及其随从人员到高丽生活,其中有蒙古人、色目人等不同宗教信仰之人随公主到高丽,这使元朝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白莲教等不同宗教传入高丽,使元朝与高丽的宗教文化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是本文新的视角和创新之处。

耽罗隶元考述

耽罗即济州，原为高丽国属郡。至元十年（１２７３年）元军攻占后即行设治，迄止洪武七年（１３７４年）元军被逐，元朝辖有耽罗有百年之久。其间虽有还隶高丽的反复，但元朝一直没有失去对耽罗的控制。本文从元朝设治、驻军及耽罗对元贡赋等方面，考察有元一代耽罗隶属情况，认为耽罗直隶元朝是元朝制约高丽国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