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乐府诗文体特征辨析

元代音乐文学发达,少数民族音乐与中原音乐的结合促进了曲的发展,也必然影响到同属音乐文学的乐府诗。乐府于元代是内涵非常复杂的文体,元人将乐府作为歌辞一体的统称,散曲、词、乐府诗皆可称为乐府。从乐府诗的发展来看,又有古乐府、新乐府之分。从音乐性质来说,元代乐府诗是可歌的;从表现形式上来看,新乐府体裁众多,具有追求宗唐复古的思想倾向。

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

元代的乐府诗创作,是乐府诗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乐府诗的创作队伍主要由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组成,二者的人数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在乐府诗史上均盛况空前。乐府诗之于蒙元一代,不仅进入了高贵典雅的"应制"行列,并且于元末还由杨维桢等人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创作高潮。在这一创作高潮中,杨维桢既以1227首的乐府诗之量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又因此而形成了其"铁崖乐府"的本色特征。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元代乐府诗研究述论

元代乐府诗研究相较于唐前乐府诗研究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起多在元诗研究中简要论及,研究的焦点以杨维桢和铁崖派为主,元好问、马祖常、萨都剌等少数民族诗人的乐府诗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21世纪前十年是元代乐府诗多维度研究的开拓期,乐府诗个案研究增多,杨维桢乐府诗研究在宽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加强,域外研究成果突出。元人乐府观、诗题分类、音乐性等问题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域。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乐府学视域下的发展期。乐府诗学的确立,促进了元代乐府诗的文献、音乐、文学方面的研究,但元代乐府诗研究依然缺乏宏观层面的系统性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