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以来引汶济运水利工程变迁研究

引汶济运工程是元代以来大运河引水助运的重要水利工程,其发展演变在大运河山东段诸济运工程中颇具代表性。基于对古汶水溜道的历史继承、山东水脊位置的精准认识与闸坝、引汶河道的正确选择,戴村坝与小汶河成为构成引汶济运的关键工程,确保了漕运数百年的顺利通航。清后期,黄河北徙致运河停摆,汶水不再济运,小汶河与戴村坝成为汶河下游的防洪、泄洪工程。漕运的衰落、水事纠纷的激化与洪涝的威胁使得引汶济运逐渐式微。探析引汶济运水利工程的变迁,既可以折射出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水源工程的演变与部分水利工程“济运”作用的相对唯一性,也可管窥运河工程与漕运政策“同命运”的深度关联。

元代以来黄土塬区沟谷发育与土壤侵蚀

以洛川旧县镇南沟小流域为研究对象 ,用实地考察和史料考证相结合的方法 ,恢复了元代 ( 12 6 7年 )以来洛川黄土塬区沟谷发育与土壤侵蚀过程 ,计算出了不同时段沟谷发育速度、土壤侵蚀强度 ,分析了黄土塬区沟谷形态的演变。自元代以来黄土塬区沟谷发育、土壤侵蚀呈加剧态势 ,其变化一方面与降水量变化关系密切 ,降水量较丰富时沟谷发育、土壤侵蚀较强 ;另一方面人为加速侵蚀与自然侵蚀相叠加是近现代沟谷发育、土壤侵蚀剧烈的主要原因。黄土塬区沟谷形态由巷形谷、V形谷向U形谷演变 ,沟头段巷形谷和上游段V形谷是土壤侵蚀与治理的重点。

南宋和元代龙泉窑粉青瓷釉色比较研究

为了研究南宋与元代龙泉粉青瓷釉呈色机理,采用colorimeter,XRF,XRD,Raman spectrometer,XPS等对南宋和元代龙泉粉青瓷釉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南宋粉青瓷L*值大于元代,而a*、b*值小于元代粉青瓷。南宋粉青瓷的烧成温度低于元代。龙泉粉青瓷乳浊如玉的质感主要是受釉层内小而密集气泡与大量石英晶体对光的影响所致。Fe2O3的化学色主导了龙泉青瓷的呈色,且南宋粉青瓷的Fe2+与Fe3+的比值高于元代粉青瓷,是南宋粉青瓷偏蓝而元代粉青瓷偏绿的主要原因。

黑水城元代收付文书考

黑水城文献中共收录元代“收付”文书4件,其中俄藏、中国藏各1件,日本天理图书馆藏2件。这些收付文书当是元代的“出收付契”与“与收付契”,其作为元代唯一的收付文书原件和实物,展现了元代文书制度较之其前代的创新和发展。同时,据之又可发现,元代契约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与较之此前所知的内容,可能更为复杂。

元代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多样化研究

开光装饰是陶瓷装饰中的一种独特手法,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具有代表性,而元代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的兴起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通过图像分析与对比的研究方法,探索元代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特征与成因。元代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材质、技法、轮廓线等具有多样化的表现,主要受到中东伊斯兰风格、外来陶瓷匠人、元代金银器装饰和元代“纳石失”等因素影响。元代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特征。

从《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论元代南北医学融合

元代孙允贤撰《医方大成》,之后经熊彦明增补而成《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对于南宋金元经历一百五十多年分裂后南北医学文化重新融合的问题,过去学者多集中于金元北方医学南传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南方医者接受金元北方医学理论后对《局方》的批判,此为一个方面。《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所引方书,提供另一方面的了解,南方医者将南北医方融合一书之中,代表南方医者在接受金元北方医学传统时,也同时传承南宋以来南方医学传统。尽管金元医学四大家医学影响往后医学发展极为深远,但是南宋以来南方医学传统仍然在元明两代保存其活力,此却为学者忽略。

元代河北历史的碑志书写——《新出碑志与元代河北研究》评介

朱建路著《新出碑志与元代河北研究》一书2023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在作者多年搜集石刻文献资料基础上,对元代河北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历史的一次系统梳理。概而言之,该书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资料新颖,以新出石刻为中心展开河北元代历史重大问题的探讨,并在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

元代文人的长江记忆建构及其文化认同——以“长江万里图”题咏为例

“长江万里图”题咏自宋发端,入元为盛。元代文人在题咏“长江万里图”的实践中实现了长江记忆的建构,包括宋末元初长江所蕴含的遗民兴亡反思和元廷经制长江的战略思想,以及在诗人与读者协同作用下凝定的关于长江经历、想象、文化的地理意象。元代文人“长江万里图”书写中的乘船上扬州、骑鹤上扬州和“扬州梦”的典故运用,从现实描述、文学想象以及文化记忆三个层面,塑造了扬州意象。“长江万里图”作为想象与实践的共同体,对它的题咏成为元代南北文人长江文化认同的媒介。在长江记忆的统摄之下,形成了元代文人的长江文化认同,分别是对隐逸文化和对大元气象的认同。长江文化认同反映了大一统时期元朝文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意识在元亡后短暂地表现为对故乡的归属感,随即汇入下一个一统时代的洪流。

元代船桥军将领谢坚墓志考释

《元谢坚墓志》为学界提供了有关元代汉人世侯谢坚和船桥军的新史料。谢坚曾任河东南北两路船桥都总管,率领船桥军先后参与蒙金、蒙夏两场战争和入川对宋作战。船桥军遇河修桥造船,随着蒙金战争的深入而创建,因参与水战而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终元之世,船桥军这一特殊兵种可能一直存在。

元代《秘书监志》中的多民族艺术交流互鉴——以唐文质《职贡图》为中心

元代宫廷志书《秘书监志》是研究元代宫廷艺术鉴藏与各民族交流的重要文献。本文以《秘书监志》中所载唐文质图绘《职贡图》一事为切入点,结合历史背景和图像、文献资料,对其《职贡图》中所描绘的来朝使臣、所呈贡物、使者形象等进行推测和图像还原,从而分析元代职贡题材绘画的文化艺术特征,并探讨各民族政治互动、经济往来对文化艺术交流互鉴产生的积极影响。

元代后太原地区石匠刻工考究

太原境内的民间石匠数量较多,这些工匠工作的地域范围主要分布在太原周边地区,其中以古交市、娄烦县、晋源区、尖草坪区这四处为中心。除了本县石匠外,还有崞县和稷山等地的外来石匠。多数石匠间的关系为兄弟、父子或师徒,有部分石匠参与多个地区的活动。碑碣的题材内容因地而异,大致分为记事类、墓志铭类和其他类。文章通过对元代后太原地区的石匠刻工进行历史回顾及深入研究,探讨了其留下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

元代状元释褐职任考

元代共有32位状元,目前只能找到19位状元的释褐资料。据此可知,元代虽对科举选士不算很重视,但对状元释褐职任却很重视,开科伊始就将其释褐官资定在金后期的最高点——从六品。两三科后即形成定制,左榜状元授承务郎、翰林院修撰,右榜状元授承务郎、集贤院修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再加兼职或做小调整。明清状元释褐职任格局实际是对元代的继承。

元代文人画的“生生”之美

“生生”体现着元代文人画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形式美的内在依据。元代文人画不求“形似”只求“神似”,多以自然山水为主题,旨在建构生生不息的艺术境界,为世人呈现了独特的“生生”之美。元代文人画抒写胸中逸气、展示生命脉动是元代文人画的“生生”之美的独特内蕴;元代文人画多依托自然山水、草木生灵等物象,借以展示个人的才情气质、抒发个人的理想抱负,间或寄寓个人愤懑之情,充分展现个体生命之丰富与充盈;元代文人画通过精心的构图以及对墨色浓淡、干湿变化的调控,着力营造画作的情感空间和生命质感。元代文人画的“生生”之美是传统“生生”之学在绘画领域的呈现,本质上是中国古典形态的“天人相和”的生态之美,它反映了元代文人对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的审美关系的深切渴望,对动态的、充满活力的生命美感的热烈追求。

元代宁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

元朝的统一终结了宁夏地区自中唐以来由多个政权分治的历史格局,使宁夏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并入了大一统政权的版图。元朝在宁夏地区设置行省与诸路、州、县,实现了对西北边疆地区持续、稳定的统治,而西夏“世官”的废罢与外来各族流官的赴任,则为宁夏带来了通行于全国的政策法令以及统治思想。成吉思汗与忽必烈在征讨西夏或镇压六盘山区的叛乱之时,皆曾调动蒙古、色目与汉人文官武将,是各民族共同造就统一、反对分裂的元代宁夏实证。而来自陕西、河东与江南地区的各族军人、民户在黄河川区与六盘山区开展屯田生产,则是古代各民族共同开发西北边疆的直观表现。元代宁夏地区同时流传程朱理学、金代儒学和西夏儒学,“番众”与“汉众”寺院并存,汉藏佛教思想经由不同族属的师徒关系跨族际传播,全真教与宋金医学文化亦在此时传入宁夏。元代宁夏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了当地对中华大一统政权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彻底杜绝了宁夏再次从大一统政权版图分裂出去的可能性。

元代寻亲型文学作品的异质特征及其成因刍议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统一王朝,文坛也出现了诸多与他朝迥异的文学特征。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的寻亲型文学作品,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异质特征,别具文学史意义。寻亲型文学作品形成和繁荣的主要原因是接连不断的战争和寇乱,也是封建社会孝义文化在文坛的体现,反映了游牧民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一种认同。

基于中华文化共同体语境下的元代“双陆”考释

运用文献资料法,以元代“双陆”为考察对象,以呈现元代“双陆”历史原貌为目的,研究表明:元代“双陆”兴起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时期,是中华各族棋类文化相交、相融的结晶;元代“双陆”开展范围广、扎根社会程度深,既完整、规范地传承了“双陆”棋艺,也为明清“双陆”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元代“双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中国古代“双陆”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永乐宫壁画中的建筑识别与元代民居建筑基因初探

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由于遗址、遗迹尚存,文献资料相对详实、考古信息不断涌现,备受关注,而明以前的民居建筑研究却因一手材料信息的缺失,难以明辨。元代民居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案例匮乏,导致相关研究始终有限。因此,以永乐宫壁画这一元代画卷中所表达的建筑信息为基础,通过对壁画中建筑信息的辨识,分析元代民居的内外建筑构成要素与分布特征,理清其类型特点,探明其基因构成,以求揭示元代民居承宋启明过渡发展演进规律及其影响,补白元代民居建筑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为以永乐宫为主体的元代建筑史研究提供一个审视的新视角。

元代官方史学中的蒙汉融合

元代实行蒙汉两重修史体制,在官方修史活动中呈现为多民族史官共同参与的局面,其中蒙古人占据领导地位,汉人则凭借修史才能发挥了主体作用,多方合力推动了元代官方史学的发展。在集体修史过程中,各民族史家之间有着多方面的互动交流,在纂修实录、《经世大典》等重大修史项目中互相配合,保证了史书修撰顺利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交融加快,文化认同加深,元代蒙汉两种修史体制间的融合逐步深入,蒙汉史学交融形塑了元代官方史学的特色。

中西方服饰文化对比研——以中国元代蒙古族和欧洲中世纪哥特式风格为例

文章通过比较元代蒙古族服饰和同一时期欧洲哥特式服饰,探讨了中西方服饰文化的异同。研究显示,元代蒙古族服饰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颜色多用青、白、红、绿等,而欧洲哥特式服饰则灵感源自建筑艺术,追求线条的挺拔与尖锐,服装构造复杂精细。两者都利用色彩来象征身份和社会地位。在艺术上,哥特式强调线条垂直美与装饰性,而元代则注重意境的传达,仍以中国传统审美为主导。两者在服饰审美上皆融合了民族文化的特色,如蒙古族服饰适应马上生活需求,严格遵循等级制度,而哥特式服饰则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追求朴素与神圣,同时也显现出贵族阶层对华丽服饰的偏好。